亞洲週刊2007年1月28日第二十一卷第四期
頁48-50
‧章海陵
當時序進入二零零七年之際,亞洲刊回顧二零零六年度中文小說的成就,要把它們定格在「當下這一刻」的時間座標上,來發現大時代變幻的徵候。管稍早前德國漢學家顧彬酷評「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並且這一大不敬的評語也得到一些中國線民的同,但我們卻發現,完全不必對中國當代小說感到悲觀,因為恰恰在這一年,中國不少作家突破政治禁區,以小說的形式大膽闖進敏感政治的雷區,題材多元化讓人驚豔;城市「小資」作品以成熟姿態在文壇崛起,展示文革後成長的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其內涵的豐富與深刻絕不下於他們的「老三屆」父輩;至於創作流派方面,現實主義強勢回歸,但寫作技巧上眾聲喧嘩的多樣性,更佐了中文創作的蓬勃生命力。這一切都顯示了二零零六年中文小說的不同凡響,以具體成就否了德國漢學家的「垃圾論」。
亞洲刊評選出了二零零六年中文十大小說:(一)李銳的《太平風物》(大陸)(麥田出版)、(二)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美國)、(三)胡發雲的《如焉》(大陸)、(四)蘇偉貞的《時光隊伍》(臺灣)、(五)余華的《兄弟》(大陸)(麥田出版)、(六)蘇童的《碧奴》(大陸)、(七)莫言的《生死疲勞》(大陸)(麥田出版)、(八)安妮寶貝的《蓮花》(大陸)、(九)英培安的《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新加坡)和(十)張大春的《戰夏陽》(臺灣)。


王安憶寫《長恨歌》,不是為了營造老上海情調,而是把懷舊本身作為小說的主題。「懷舊」經過細緻文字的反覆煎熬,呈現出複雜的多面性。關錦鵬披著霓裳羽衣,而王安憶則棉裡藏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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