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身影--舞鶴

知名作家 朱天文撰文  @聯合報副刊
每次我跟舞鶴一起時,難以名之,覺得只有這句話可以描述:「他倆流放海外。」
現在,《餘生》的簡體字版要出版了,找我寫序(序?),我第一時間即點頭,慨然允諾,滿心甘願,就像西風吹起時聞得見大西洋。
但何以是流放?何以是海外?


|刊載日期:2011/04/10|文:朱天文(知名作家)|

倆流放海外。在波爾多,西風吹起時聞得見大西洋。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每次我跟舞鶴一起時,難以名之,覺得只有這句話可以描述:「他倆流放海外。」
現在,《餘生》的簡體字版要出版了,找我寫序(序?),我第一時間即點頭,慨然允諾,滿心甘願,就像西風吹起時聞得見大西洋。
但何以是流放?何以是海外?

我非常,非常感激舞鶴的。在世間我能夠想像的人際關係裡,再不會有這樣一種關係了。一種我稱之為師兄、師妹的關係。

小時候眷村,孩子們愛在村邊墳墓山坡竄上竄下,凸凹頗具落差的墳座地形十分適合玩武俠輕功,大家樂此不疲搬演著邵氏黑白片《女俠草上飛》,于素秋、蕭芳芳、陳寶珠,時友時敵,殺個不休。玩不夠,放學一脫離糾察隊視線便豬羊變色,繼續把沒殺完的陣仗一路殺回家。女同學們互扮師兄師妹,從小已分出個性似的,有人天生當師兄,有人永遠做師妹,倒從來沒有過師姊。也沒有師弟。姊弟戀成為通俗劇偶像劇的內容,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古昔,那個沒有什麼公共空間可供女性活動的年代,人際網路僅及於親屬,表哥表妹一出場,即接受暗示的成了一對戀愛嫌疑犯。

師兄妹,卻複雜多了。

一言以蔽之,倫理。

不止是兄友弟恭、五常五倫的那種倫理,多了現代社會的職業倫理。不過職業倫理,離開職場,倫理就管不到。仍帶著前現代的氣質呢,師徒制的倫理。或更擴大一些,手工業的倫理。落在單獨個人身上,手藝的倫理。這樣的倫理,十分之嚴格甚至,嚴厲。比亂倫禁忌還約束人。並非誰要約束你,是你自己要約束。用一個含有負面意思的詞彙,制約,你受到手藝倫理的制約。

我兩次白紙黑字援引過普利摩.李維《滅頂與生還》裡的例子,講他在奧茲維茲集中營所見,現在我再寫一次。

化學家李維,另有一本好看極了的書《週期表》,卡爾維諾讚美他是同代義大利作家裡最好的一位。他記述奧茲維茲集中營,其中少數得以從事原本職業的人,如裁縫、鞋匠、木匠、鐵匠、水泥匠等,因為恢復了原本習慣的活動,而重拾某種程度的人性尊嚴。他記述一個痛恨德國和德國人的水泥匠,但是納粹派他去建防彈的保護牆時,他卻把牆建得筆直牢固,磚砌得整齊漂亮,該用的水泥分量一點不少。李維說:「我經常在同伴(有時候甚至我自己)身上,發現一種奇異的現象。把工作做好,這個企圖是如此深植我們心中,迫使我們連敵人的工作都想做到最好,以至於你必須刻意努力,才能把工作做壞。蓄意破壞納粹交代的工作,不但招致危險,還必須克服我們原始的內在抗拒。」

手藝倫理的制約,是的李維好驚人的觀察。此制約,經常恐怕是惹人厭的,頑固到令人生恨,可也幸虧這頑固,一門手藝保存了下來。也許華人世界裡歷經兩次政黨輪替的台灣,堪可苦澀體會這種頑固倫理的好處,因為看起來只有它,最能抵抗意識形態鋪天蓋地侵襲來的時候。台灣人學得了教訓,各種各樣的倫理制約,越多樣,越難收編。被誰收編?政客,當權者,民粹操盤家。倫理制約這裡那裡,錯綜搭鏈著,學會跟政治力說不。相對於政治力,那叫社會力,讓社會力把政治恰如其分圈入它事務的鳥籠裡吧。而手藝倫理,對任何想染指進來比東畫西的傲慢,一向總是說,請出去。

我見到舞鶴,已年近半百,人生過了五十大致是減法,譬如、朋友和友情,一路減。(一群跨過五十門檻的女人得到了一句新春開示偈語:東風吹,戰鼓擂,年過五十誰怕誰。)然而舞鶴,是我的加法。

如此之容易,如此之困難。

難在、啊難在人身難得,直信難有,大心難發,經法難聞,如來難值。

我高中一年級暑假開始寫小說,就算為賦新詞強說愁之下的廢棄品,至今寫齡快要四十,便任何一門手藝,亦老師傅矣。單單這寫齡,豈不已夠人身難得?我意思是,遇見舞鶴的時候,年歲已夠長,小說這門手藝已很老,在擠滿先賢先靈簡直再難塞進一名新鬼的堂奧之奧處,忽然見到,我們只能詫異驚呼:「你是誰?你在這裡?」


之於那十年在淡水的閉居生活,我有這麼一句話寫在〈悲傷〉:孤獨並生愛神與邪魔。這些作品,大約是邪魔的產物,都有愛神的質地。 ──舞鶴


邪魔與愛神,讓人想起誰?我想起舊俄巨匠杜斯妥也夫斯基。

巨匠乃日本語,偉大藝術家。但匠這個詞,在中文裡是貶抑的。作品匠氣,完了,不是等級之別,是根本未入級。古昔,這是一般知識界都明白的評鑑。入級意味著,穿透制約。

不說打破制約,說穿透,且看近三十年來國際樂壇最奇特風景的鋼琴大師波哥雷里奇(Ivo Pogorelich)怎麼說,他彈法大膽出奇,形象前衛叛逆,他說:「叛逆?不,我一點都不叛逆。事實上,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和音樂教育,都相當尊重權威。不向權威看齊,難道要跟無知學習嗎?」(去年蕭邦誕生兩百年,五月波哥雷里奇再度來台演奏,精采的焦元溥寫了一篇精采的採訪文章,我談到波哥雷里奇的地方,皆出自此文。)(編按:99年5月6日《聯副》焦元溥〈蕭邦鋼琴大賽門外的天才〉)

彈蕭邦,聽眾覺得新奇,波哥雷里奇卻有所本:「我認為蕭邦詮釋中最危險的錯誤,就是以『浪漫』的方式表現他。蕭邦雖然身處浪漫時代,但他本質上是革命家,他的音樂在當時是全然的前衛大膽。如果不能表現蕭邦的革命性,卻把他和其他浪漫派作曲家以同樣的浪漫方式表現,那根本背叛了蕭邦的精神。」

那麼彈蕭邦最難在哪裡?難在、「我認為演奏者必須真心且誠實。蕭邦的音樂容不得一絲虛偽。這也是我永遠努力的方向,我從不演奏自己不相信的音樂或彈法。」

真心且誠實,什麼意思?在這個文字貶值,一切定義彷彿處於糊渾搖移的浮動定義的年代,這兩個詞語,出現在眼前,似乎只可能是反諷,諧謔,或kuso搞笑。那就確認一下這兩個詞語的本來定義,至少對於還願意耐心讀此文至此的讀者,真心且誠實,沒錯,一如它們字形的表面意思,全部意思。

波哥雷里奇說:「蕭邦和李斯特曾是非常親近的朋友,但他們也彼此嫉妒對方。蕭邦希望能有李斯特的超絕技巧,李斯特則羨慕蕭邦的創意和靈感。就所受的音樂教育而言,李斯特可說更『全面』,他的創作類型更豐富,寫鋼琴音樂也譜管弦樂作品。我們在李斯特身上也看到明確的貝多芬傳統,把貝多芬精神以新方式延續。」

李斯特是一呼百應的樂壇盟主,而始終抗拒人群的蕭邦,只活了三十九歲。波哥雷里奇說:「李斯特之後,沒有人能夠脫離他鋼琴上的影響,他是絕對的鋼琴皇帝。蕭邦之後,鋼琴音樂脫胎換骨,他是永恆的鋼琴貴族。」

才三十九歲的蕭邦!太嘆息了所以我們說,人身難得。是要到四十歲,舞鶴才離開淡水啊。才開始以平均一年一篇短中篇、中篇、長篇的寫作節奏,直到出版《餘生》,十年間寫出了獨一無二只有舞鶴才能寫的那幾本重量級小說。

且不管別人,我自己就好奇,四十歲之前,等量的十年光陰,舞鶴閉居淡水,他在做什麼?

按一般時間表,這十年是成家立業期,立功立德立言期,舞鶴呢?中篇〈悲傷〉裡倒有一句,「努力做一個無用的人」。舞鶴式黑色幽默的造句,凡使用中文者皆很明白,無用一詞,背後可是有位超級大師老子在壓陣,老子云,無用之用方為大用。說得出努力做一個無用的人,這樣的人,他當然自知,付出之代價是昂貴的。

昂貴。

譬如初見舞鶴,在我父親去世第五年舉辦的「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舞鶴爽快答應出席了最後一場發言,結束後穿越春寒三月的台大校園去吃晚飯,我與天心天衣參差走傍他身邊,杜鵑開得紛爛。我至今記得,他言語裡的柔軟微笑,彷彿無限嚮往,他說若他的孩子不是男孩,是女兒,當年他也許會駐足下來於家,若有三個女兒,他會像我父親一樣過著有家庭生活的寫作生涯吧。這我相信。他那本驚世駭俗因此吸引來不少「錯誤」讀者的長篇小說《鬼兒與阿妖》,扉頁獻詞云,「如果我有女兒,我送她這本書/和一隻可以抱在胸前的黑貓咪」。鬼兒窩裡,「肉體有她完整自足的生命」的女女們,朱天心說此書令她想到《聊齋》裡那些女子。而《餘生》後記說,「我寫這些文字,緣由生命的自由,因自由失去的愛。」

所以舞鶴,遠離(或放棄)婚姻家庭生活的舞鶴,這很昂貴。

然而整整80年代,文壇不知舞鶴。說他埋頭墾讀,但飽讀詩書把腦子讀壞了的亦大有人在。說他寫一抽屜(並非形容詞而是事實的一抽屜因為十年間一篇也不發表)他自稱「主題逼壓、與形式實驗兩者切磋成類僵化了的東西」,大半他也當垃圾扔掉了。沒有目的的墾讀,寫作而不發表,這兩個,都很昂貴,舞鶴以一種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生活條件來支持。出家僧人還有廟可以掛單,他廟都不掛。

這樣很偉大嗎?大心難發,小說作為一種志業?但我已看見舞鶴在那兒蹙眉嘻呵,搖頭笑著了。

我們同代之人哦,同福,同禍,亦同其慧。七○年代我念高中大學,辦《三三集刊》,舞鶴呢?「我自少年時代開始寫作,詩、散文、評論都曾嘗試,一度還迷上舞台劇。這是一個文學青年的一般歷程。如今我只留下〈牡丹秋〉一篇作為紀念……」

朱天文余華舞鶴 2011.jpg  
(左起) 朱天文老師、余華老師、舞鶴老師,三人相見歡。(2011年攝於小小書房)


(四之一)

【2011/04/10 聯合報】

本文引用連結
http://udn.com/NEWS/READING/X5/6263347.shtml


我想接著讀...
舞鶴與我們 (四之二)
舞鶴與我們 (四之三)
舞鶴與我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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