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身影--舞鶴

知名作家 朱天文撰文 @聯合報副刊

《餘生》,是一次集大成,寫當代泰雅族的霧社,日本殖民時期的「霧社事件」,事件在當代的餘生。此書獲得太多獎譽,舞鶴儲存了不少「信用額度」,就大肆揮霍到長篇《亂迷》,不用一個標點符號的詩小說。其實亂民,舞鶴已走離現代主義很遠了。


|刊載日期:2011/04/13|文:朱天文(知名作家)|

是行動的,也是有生產力的。端看他出淡水後,遠離台北,遠離文壇,去島上的魯凱部落、泰雅部落常居寫作,以至我們初讀到長篇《思索阿邦˙卡露斯》時大吃一驚,誰是舞鶴?驚豔的程度,不輸阿城八○後始知張愛玲。

《餘生》,是一次集大成,寫當代泰雅族的霧社,日本殖民時期的「霧社事件」,事件在當代的餘生。此書獲得太多獎譽,舞鶴儲存了不少「信用額度」,就大肆揮霍到長篇《亂迷》,不用一個標點符號的詩小說。其實亂民,舞鶴已走離現代主義很遠了。

現代主義極至精品的名單,前三位早已經有人列出來:納博可夫,喬伊思《尤里西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也早已在這現代小說的完美句點上往後瞻看,提出來小說的可能之夢,夢想名單前三位,兩位在南美洲,一位在義大利,他們是馬奎斯,波赫士,卡爾維諾。

我們站在大人的肩上,又可眺望到什麼?但也許得先問,這個我們是誰?那就再引述一段柏格的話收尾:

將事件化為語詞,就等於在找尋希望,希望這些語詞可以被聽見,以及當它們被聽見後,這些事件可以得到評判。上帝的評判或歷史的評判。不管哪一種,都是遙遠的評判。然而語言是立即的,而且並非人們有時錯以為的,只是一種手段。當詩歌向語言陳述時,語言會頑固而神祕地提出它自己的評判。這評判有別於任何道德典律,但它承諾就它接收到的聽聞範圍,做出清楚的善惡區別——彷彿語言本身就是為了保存這樣的區別而創造的。



我們,是的我們都是相信語詞,使用語詞,並誓願為做出此區別而日復一日在那裡打造作物的文學人。

五月太平洋岸聖塔巴巴拉,到處是大片大片芥子花黃到天涯的黃。這裡曾是郭松棻和他的文學伴侶李渝的蜜月之地,是白先勇〈樹猶如此〉與摯友終生不失的相守地,我與舞鶴,我們呢?

舞鶴是這麼說的,柔和、低腼的:「長年走在山中部落,已安於大自然的不回應。」

他的慷慨大度,他的光明磊落到任何、任何時候都沒有一絲烏雲飄過,又再一次,解除了我的張力。如果我們之間有一點點張力,不論是基於禮貌,基於共處一星期,基於良辰美景,基於長途旅行像流放,基於五月千樣種玫瑰漫開得滿牆籬滿拱窗,他讓我放心的可以都不回應。一定要記下這個,因為唯有在舞鶴前面,土象星座的訥顏訥語才會靈光起來似的,我高興得如同一個師妹對師兄說:「那就把我當成大自然吧。」

很無厘頭的。也只有對舞鶴,才能揮霍一下這種特屬於師妹所坐擁的驕矜配額。不是嗎,師妹一向被允許刁蠻的,而忠厚的師兄永遠寬容她。

(全文完)

【2011/04/13 聯合報】

本文原載連結
http://udn.com/NEWS/READING/X5/62695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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