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出版

亞洲週刊

亞洲刊評選出了二零零六年中文十大小說：（一）李銳的《太平風物》（大陸）（麥田出版）、（二）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美國）、（三）胡發雲的《如焉》（大陸）、（四）蘇偉貞的《時光隊伍》（臺灣）、（五）余華的《兄弟》（大陸）（麥田出版）、（六）蘇童的《碧奴》（大陸）、（七）莫言的《生死疲勞》（大陸）（麥田出版）、（八）安妮寶貝的《蓮花》（大陸）、（九）英培安的《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新加坡）和（十）張大春的《戰夏陽》（臺灣）。
 
不得不遺憾指出，這次評選中文十大小說，香港作家從缺，原因如文學評論家鄭樹森對亞洲刊所說：「二零零六年香港小說創作乏善可陳，因為新老作家青黃不接。」
 
小說是鏡子，更是水晶球，可聚焦宏觀的中國，可盡顯人心和社會的細微。李銳的短篇小說集《太平風物》就是這樣一顆水晶球，但讀者先看到一把鋸齒鐮刀，它是首篇小說《鐮》的道具小說主人公陳有來就用它把村長兼村支書的腦袋割了下來，「沒想到割玉茭，割荊條的鐮，割起人頭來也是這麽快」。
 
陳有來把用井水洗淨的人頭放到桌上，開始跟它面對面，一如同西方著名歌劇《莎樂美》中的情節，但全無借用或雷同的感覺。殺人者與死者關中的陰鬱、慘烈和驚心動魄一一透析出來，「我要是不割了你的人頭，就永輩子也別指望和你平起平坐講事情」。中國農村權勢者的恣意驕縱，弱勢者痛苦無助、「與汝皆亡」的絕望，被看似平靜的寥寥數語勾畫出來。
 
不可否認，中國大陸及全球華文作家已越來越成熟，他們懂得如何把集體的中國經驗，與個人的文學經驗融於一爐，綜合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挫折與痛苦，作出深刻反思。
 
曾是解放軍舞蹈演員的旅美作家嚴歌苓，在《第九個寡婦》這部極具震撼力的作品中，歌頌民間的旺盛生命力、崇高人格與博大智慧。書中寫道，地委書記老丁下鄉問及一個名叫孫懷清人士的下落，才知道這個不止一次慷慨資助過革命的人，早已遭到當地政權的處決。消息令這位元早年的政委、當時的借貸經手人惆悵不已，久久歎息。
 
 
革命受到正義追問
然而，地委書記怎麽也沒想到，被錯劃為惡霸地主的革命同情者遭到槍決，卻又被兒媳婦王葡萄從刑場死人堆中救了出來，把他藏匿於紅薯窖，細心照料數十年。恐怖年代人頭滾滾落地，王葡萄卻驚天地、泣鬼神，救出親人，並發出嚴肅追問：革命可以不講溫情，難道也可以不講信義？
 
當下，長篇小說宏大敍事及與讀者展開透徹淋漓對話的傳統正不斷削弱，但鬱悶的文學愛好者卻從胡發雲的長篇《如焉》中，嗅到前所未有的清新之氣。學者傅國湧說，「如果要說為當代小說洗刷恥辱，我想那就只有從《如焉》開始」。
 
《如焉》的視角囊括胡風事件、反右鬥爭、六十年代初大荒、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運動、馬克思主義「異化論」論戰，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跨世紀激辯及震驚全國的「孫志剛事件」，而最吸引讀者眼球與心靈的，是神州的互聯網熱，以及新一代權貴的雜心態。他們憂心互聯網「掘墳鞭屍」，把左禍造者所有劣跡「千秋萬代地保留下來」，並極速傳遞和，不僅擾他們父輩的安寧，更給他們後人留下尷尬與不堪。
 
臺灣文壇也有可喜成就。重量級作家蘇偉貞創作上沉寂已久，二零零六年推出長篇新著《時光隊伍》，詮釋「尊嚴死」的命題，猶如演奏一部激昂的生命交響樂。主人公張德模是作者罹患食道癌的丈夫，他親自拔掉鼻胃管和氧氣管，毅然迎向死神。面對「生的不堪」，他仍然維持怡然身段，「病之將死，餘之為風格也」、「死亡既然被定，又何必悼亡」？蘇偉貞在「再想像」的空間中，重塑「純種男人」形象及珍貴背影，將它們放進水晶瓶仰視，同時也造就了一道光芒萬丈、完全壓倒死亡的生命風景。
 
一九四九年數百萬國民黨軍政教人員進入臺灣，作為外省人第二代的蘇偉貞等人，擁有濃得化不開的家國情懷，認同中華文化。但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們在臺灣顛沛流散，花果飄零，不斷受到台獨勢力「去中國化」而邊緣化。他們進入中原大地尋根，由於長期的政治隔閡，又受到另一種邊緣化。作者在《時光隊伍》中驚心動魄寫到，臺灣外省人到貴州尋親，熱淚盈盈，柔腸寸斷，枯等十天，當地郵局竟故意扣壓電報，情何以堪！
 
余華在文革一九六六年爆發時才七歲，但他的長篇《兄弟》對文革的描述，已令成千上萬過來人驚不已。《兄弟》超越過去同類作品的格局，不再單純表現文革的殘酷，而是思考浩劫的根源，也華人性的光輝。《兄弟》下部二零零六年上櫃後，出現好評如潮、惡評連連的兩極化現象。
 
讀者關注苦難孤兒李光頭和宋鋼，以為他們會迎來命運更好些的安排。但世間卻無苦盡甘來的定律，相反，苦難在更多場合會綿延持續。宋鋼貧病交加，逆境中產生「什麽事都可以做」的妄望，最終臥軌自殺。李光頭不擇手段，一夜暴富，坐在鍍金馬桶上神往太空，身心醜陋不堪。
 
《兄弟》上部歌頌文革中平民理想主義激情和氣節，下部揭示文革浩劫後的犬儒主義浪潮，寫盡社會種種怪現狀。不過，無論是展示個性放縱，還是揭露玩世不恭，都變奏出對政治教條的嘲諷。譬如，村中嫖風熾盛，妓女接待老當益壯的嫖客覺得吃虧，自嘲當「活雷鋒」；嫖客為擴大放縱日圍，涵蓋中外傳統節日，也囊括五一、七一和十一等莊嚴的政治節日。
 
其實，不是余華一個作家懂得嘻笑怒駡，而是絕大多數中國作家都精於藉創作開拓思想空間，爭取言論自由，在文學情境中測試政治戒律的底線。精神上的自由才能一掃作家的愁眉不展，令他們滿目生輝，運筆如飛。
 
「孟姜女哭長城」已是耳熟能詳的中國神話，但被作家蘇童重構為長篇《碧奴》。依然是女主人公為修長城的丈夫送寒衣，抵達後才得丈夫死訊，但柔弱的碧奴卻從無功而返的尷尬中，演化出轟轟烈烈的抗議，宣正義和憤怒。哭聲喚醒周遭萎靡已久的冤魂，於是天地萬物跟著一道哭，「魂煙大霧般地漫上來，整個山谷沐浴著一片淚水的白光，雲和風在半空嗚，樹和草在山坡上飲泣，石頭、青磚和黃土在城牆上垂淚不止……」。在哭聲中山崩了，地也裂了，長城塌陷了。
 
在中國，哭聲歷來暗藏文學元素及催生驚天事變的力量。碧奴最終哭倒的不是長城，而是秦王朝的暴政。一九七六年，中國百萬民眾不顧當局禁令，在天安門廣場哭悼深得民心的總理周恩來。像碧奴那樣，廣場民眾從哭聲中抽離了絕望、恐懼和暴躁，代之以勇敢、堅定、從容鎮定，喊出「我哭豺狼笑」、「秦皇的封建時代已一去不返」的正義最強音。

人民終於徹悟，「哭」是人權的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踩踏的忍受底線。只有「哭」，能讓人們打掉溫柔敦厚和忍辱負重，中止對權力者的膜拜與恐懼。「哭」是不服從、不馴服的訊號，是生命開端的真正象徵。正是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天安門的眾聲喧哭定了四人幫的覆亡。　
 
近年，曾具軍旅背景的作家莫言思考與技巧都進入極佳狀態，才氣澎湃。他的文字行雲流水般活潑順暢，幽默詼諧已可與俄國文豪果戈理及蕭洛霍夫媲美。莫言二零零六年出版的長篇《生死疲勞》，圍繞「土地」的沉重話題，再現中國農村半個多世紀激蕩風雷，追索農民不幸的源頭，五十五萬字僅四十三天就寫出。
 
《生死疲勞》主人公也是一位有財富、無罪惡的富人，土改中遭槍決。但他的生命經作者魔幻現實主義的魔杖點石成金，由「人」進入當馬、當牛、當驢等的輪，繼續生活於故土，也不與親人分離。他雖不能說人話，但他能用眼觀察及用腦思考人世間的一切。
 
如果說，在莫言《生死疲勞》中飄動著纏綿的人性微光，那麽在安妮寶貝的《蓮花》和英培安的《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書中，飄動的是人性眩目的火。大陸和獅城這兩部作品都宣示了一個真相：人要獲得溫飽，也要追尋生活價值和意義，論生命存在的合法性。
 
安妮寶貝早前活躍於互聯網，後來攜《告別薇安》、《二三事》等作品登上文壇，引起轟動。她博客網站的點擊人數也頗為壯觀。二零零六年，安妮寶貝推出長篇小說《蓮花》，優美文字震撼各年齡層讀者。書中寫一對生於七十年代的男女小資，非戀人關，但生死與共，結伴穿越雅魯藏布江河谷，去憑一個名叫內河的奇女子的英靈。內河是到西藏教當地孩子學英文與地理的志願者，一天為救孩子被泥石流走，化為永遠沉默的青山。
 
生於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一代人，由於文革、家庭出身、階級鬥爭、書籍匱乏等突然在中國消失，成為時代的「幸運兒」，但也被指為「迷惘」、「沉溺自我」；「還沒展開追求，就已經放棄；還沒開始長成，就已經衰老；還什都不知道，就已經什都不相信」。但《蓮花》卻告訴世人，追尋愛情的本質、生命的意義，無論哪一代都避不了，必須付出代價，必須為之兢兢業業，含辛茹苦。書中命運多舛的奇女子內河，人生路和心靈史都極其豐富，歸宿也英勇悲壯，真是催人淚下。
 
新加坡作家英培安，二零零六年向華人文壇奉獻長篇《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他在寫作手法上一向求新求變，對小說結構更是匠心獨運，盡顯才子型作家執著耕耘的創作狀態。這小說是一個奮鬥者和探索者的傳奇。主人公父母失和，小時候是「二等學校」的華校生，成人後是求職萬難的「二等公民」。但他在傳媒界出人頭地，下海經商再攀成功巔峰，但六十歲後卻墜入失敗深淵。與一般人不同的是，主人公過著非常獨特的精神生活，即使最墮落的時刻，也在審視內心。
 
 
纏鬥不已的靈與肉
主人公秘密的自問自責幻化出另一個「我」，在書中就叫「我自己」，它情操高尚，不停地提醒、規主人公，並引致雙方纏鬥不已，最終決裂。彌留時刻來降，雙方這才發現彼此是息息相關的靈肉共同體。
 
長期以來，在華人創作圈「拷問良心」一類題材彷被自設禁區，甚少讀到像盧梭的《懺悔錄》、托爾斯泰《復活》及《伊凡．伊奇之死》之類作品。英培安無疑為華人文壇填補了這一空白，學界與讀者大可感到欣慰。
 
小說吸引讀者的，究竟是迷魂故事連環套、主人公的心靈，還是文字的精魂？二零零六年中文小說還展示了華人作家追求敍事多元化的大趨勢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執著。臺灣張大春的筆記小說《戰夏陽》，文字極有特色，時而活潑張，時而典雅淳厚，傳神細膩的文學白描比比皆是，譬如，「老姑姑兩張眼皮向上一翻，露出一對晶光灼灼的眸子」、「但見那丫環向空一甩雙袖，作了個揖，外罩的長裙已經在瞬間脫了去」等；透著學理邏輯、簡潔有力的精美論述也俯拾即是，譬如，「無論投靠哪一邊，都不具備道德的正當性。而道德評價卻可能是由力量而定奪的」。
 
近年，中國大陸學者登上電視臺講評古典名著，千萬觀眾如如醉。其實，該領域的真正先行者、醉心創新又卓有成效的實踐者，是臺灣的張大春，他講述中華文化中的戰場、官場、考場及民間的奇聞與軼事，詩詞文史融於一爐，向目不暇給的讀者傳送巨大的閱讀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