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出版

一代大師的離去，當然令人不捨。
我們特別取得南方朔先生的首肯，於部落格轉載他發表於五月份的聯合文學的文章。

後現代反戰文學的先鋒   馮內果的《第五號屠宰場》

南方朔


《第五號屠宰場》和他另一部談二戰的作品《貓的搖籃》一樣，都在談天地之不仁，權力之不仁，武器科學家之不仁。戰爭這個問題，被他拉到了一個過去沒有的高度。

亞瑟‧哈里斯爵士（Sir Arthur T. Harris, 1892-1984）：出生於英國格魯希斯特郡，而後移居羅德希亞。一戰時加入西南非羅德希亞師團及皇家空軍大隊。二戰初期任皇家空軍巴勒斯坦及泛約旦大隊司令，而後升任皇家空軍副司令及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二戰中後期任皇家空軍轟炸總隊司令。近代空軍所謂的「地氈式轟炸」（carpet bombing）或「地區大轟炸」（Area bombing），即是由他首創並直接指揮。

哈里斯爵士在二戰末期諾曼第登陸完成，俄軍也闖進德國之際，認為一方面為了瓦解德國士氣民心，另方面也報復二戰期間德軍對倫敦的轟炸，遂在德國戰敗投降前夕，對德國主要城市協同美軍展開大轟炸。其中最慘烈的，乃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深夜至十四日凌晨對德國東部大城德勒斯登所做的大轟炸。該次大轟炸，美英軍機出動近千架次，所投下的炸彈及燒夷彈，讓這個城市整個陷落在烈火風暴中徹底的全面摧毀，成為一片焦土，死亡者高達十三萬五千人，超過當年八月六日廣島原爆的死亡人數。德勒斯登大轟炸創下了單一轟炸的最高死亡紀錄，但因德勒斯登後來在共產東德這一邊，加以戰後四方持續清算納粹的大浩劫罪行，這場比廣島原爆尤為慘烈的大轟炸遂不像廣島原爆一樣受到世人重視，只有在兩德統一，德勒斯登大轟炸六十週年紀念時，當地劫餘者的後代十餘萬人始走上街頭抗議。

有關德勒斯登大轟炸，當代德國主要詩人格呂恩賓（Durs Grbein, 1962-），因為自己是那場大轟炸劫餘者之子，遂寫了這首名詩〈哀德勒斯登〉：

城市模擬死亡，易北河上嚇人的殘骸

漂浮在黑褐色的溶液裡，如鼻涕和水混合

而後成為一幅不可思議的圖畫

一種迷惑和壯觀，戰爭藉此

宣稱從「世界毀滅」的可怕裡得到解救

……但它卻無法從這些橋樑

這些天際線，這些尖窄的高塔

這些古代天鵝壁飾及歐式陽台帶走甚麼。

這些砂岩建築讓此地一切都碎為飛灰。

只有土地神成為最好的安魂藥

對這個在人們記憶裡更加思念的地方

它乾枯、美麗得有如鄉愁

在費格魯撒區遊人說「給我小心」的節奏裡

成為人們的鎮靜劑。

德勒斯登，也是畫家徒弟希特勒的作品

他的才華在維也納不被賞識

遂將他那種傷害的風格強加給半個歐洲。

這個城市的案例，彷彿是很自然的

一個大型的毛氈拓印本

藉著外國轟炸機　以它們的專長

在二月下著黑雪的時刻拓印完成。

在希特勒建築師朋友施培爾眼中

斷石殘碑的確都將是未來的建築材料

千年迄今，當光榮不再

它將是一種廢墟之美，它的廢墟價值

對這建築工程師將不只是浪漫感傷

而更有實用性，讓人在斷垣碎瓦中

去讚美這片殘破衰敗。

而無疑的，未來的一切都將默然無言。

格呂恩賓這首詩，前段指控美英轟炸大隊對有「易北河畔的佛羅倫斯」美名的德勒斯登之摧毀；而後段則對希特勒加以譴責，最後用「無言」作結。整首詩將德勒斯登這個千年古城的命運做了最深刻的悲歎，同時也藉此將蒙昧的歷史做了極強的反諷。德勒斯登的悲慘，在於它存在於一個失去座標的世界上。它已無法區分正義或非正義，野蠻或非野蠻。過去由理性啟蒙以來，人們相信歷史有著線性的展開規律，而今卻已看不清那條線，一切都重回渾噩無言的狀態。

格呂恩賓用詩來談德勒斯登大轟炸，雖然言簡意賅，但終究不及四月十一日逝世的美國作家寇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 Jr., 1922-2007）所寫的《第五號屠宰場：孩童十字軍》（Slaughterhouse-Five：The Children's Crusade）。如果說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是一戰文學的最高峰，那麼《第五號屠宰場》就是二戰文學的極致。一戰時以壕溝對陣，兩軍相望，在排山倒海有如豪雨般落下的砲彈聲裡，把人震得心神渙散，卒致崩潰自殺，或精神破碎度完餘生，今天所謂的「砲彈驚嚇症」即起源於此，廿世紀初期多位傑出詩人即因此而自殺身亡。而《西線無戰事》就是這種戰爭及傷害的最真實且本質的紀錄。一戰文學事實上並未脫離從古以來那種悲天憫人，厭戰反戰的價值傳統，但二戰卻不然了，二戰武器的科技含量大增，戰爭手段更趨極端，死亡數量也更為增加，這使得它具有更強的把戰爭問題本質逼得必須現身的張力。由於二戰文學必須碰觸的問題更本質且更縱深，因而在二戰結束初期，雖然就有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高爾‧維達爾（Gore Vidal）、沙林傑（J.D. Salinger）等第一波作家作品出現，但當時的主要文學及文化評論家麥爾孔．考利（Malcolm Cowley）即明白指出，這些傳統自然及寫實主義的作品，其實並沒有超過一戰文學。而誠如考利所預期的，真正有意義的二戰文學要到了一九六○年代才在經過相當長的沉澱反思後始告誕生。一九六一年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廿二條軍規》（Catch-22），一九六九年馮內果的《第五號屠宰場》，一九七三年品瓊（Thomas Pynchon）的《重力彩虹》（Gravity's Rainbow）皆屬之，而論影響，《第五號屠宰場》則毫無疑問的居於首位。它在呈現方式，反思的高度，以及對現實社會在實踐上的衝擊，也都有其經典地位。

馮內果為第四代德裔美國人，一九四二至四五年間徵兵入伍，服役歐洲戰場，後來不幸被俘，囚禁於德勒斯登，他親自見證了大轟炸的慘厲，他寫的這部作品，假託一個名叫畢勒．皮爾格林（Billy Pilgrim）的主角，他瘦高有如可樂瓶，他在戰時被俘見證了那次大轟炸，戰後返鄉，結婚生子，成了有錢的眼鏡驗光師，此外，他後來又被一個來自特拉法馬鐸（Tralfamadore）星球的外星人綁架，在那裡另組一個家庭。而在地球這一邊，他後來又有飛機失事而獨自倖存的經驗。這麼光怪陸離，有如乘坐時光機旅行的科幻小說外形，使得主角可以在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另一個時空中自由穿梭。從小說的敘事策略而言，這等於給了它洞察一切因果的位置，而正因洞察，所以嘲諷，所以懷疑。在整部作品裡，他穿梭在時間與空間之中，洞察到了大轟炸的殘酷性與無意義。在看似東拉西扯，插科打諢的小說敘述裡，其實已是將戰爭及歷史的意義，拉到了哲學後設的高度，因而遂被認為是文學後現代主義，後設文學的先驅示範。小說裡有一段：

一切如此短暫，混亂，嘈雜，因為描述大屠殺實非明智之舉。人可能都死光了，再也不會說什麼或需要什麼。一場大屠殺之後，一切都已靜寂無聲，除了鳥之外，其他無不一向如此。而鳥兒說些什麼？他們所說的，都關於一次大屠殺，以一種「唧唧啾啾」的聲音。

因此《第五號屠宰場》就是一串被書寫出來有關大轟炸的唧啾之聲，它看似荒唐跳躍，漫無章法，但在亂針繡花的筆法下，連綴出來的卻是一連串質問的訊息。美國文學從一九五○年代起，由於世界與人心的改變。於是由所謂的「黑山派」、「舊金山復興派」，一直到「至福的一代」，都開始以一種「文學再口語化」黑色幽默，即興跳躍式的筆法，來傳達反體制，更加懷疑主義也更加個人主義的新價值。而在談到馮內果時，必不能疏忽了比他早了一個世代的另一主要實驗作家布洛士（William S. Burroughs, 1914-1997），以時光旅行和「跳接」（Cutup）的方式進行敘述，都由他開始，後來所謂的「重金屬音樂」，也從他起家。他指出，時光旅行和跳接的筆法，乃是這個非線性世界必要的敘述方式，它有助於解除透過線性敘述而被鈍化的思想，也有助於拉大作者的寬度與縱深。本書主角在和外星人對話時，外星人有這樣一段，即是這種書寫型態的表露。

我的小說沒有開頭，中腰、和結尾，沒有懸宕，沒有道德觀念，沒有因果關係。我們喜歡的是，能在一眼之間即可把握到由許多美妙時刻所構成的深度。

《第五號屠宰場》由於敘述的時間意識已被打散，有序成了無序，但它那種時空穿梭所造成的碎片拼接，看起來經常離題，其實是要把世界圖象拉大，時間的可延展性打平，從而讓荒誕，錯亂、謊言、野蠻，人利用別人，人混亂是非等一切悖理現象可以有棲息和呈現的空間，戰後會有新的科幻寓意小說這種類型出現，其目的也在於此。馮內果集科幻，黑色幽默，對大型隱喻的掌握，就像他設定主角為驗光師這個角色一樣，是要以診療的方式，來調整塵世心靈有比較準確的聚焦能力。書名裡的「屠宰場」、「兒童十字軍」，它所寓意的，不都是野蠻的權力，以兒童少年為芻狗的本質嗎？近代教母級女作家桃樂絲‧萊辛（Doris Lessing）追隨馮內果的開創性，對女性的戰爭記憶加以延深。她就如此推崇馮內果：

他是個老式道德感的人。但他把道德這個各種範疇弄得不再有意義，也把寫實和其他類型的人為區分弄亂，因為他同時都是一面很喜劇，另一面則又很悲哀，他那種非常痛苦的嚴肅性又沒有擺出道貌岸然的樣子，這使得他在我們這一代成為非常獨特的一人。

因此，馮內果在近代作家裡，乃是極為獨特的一個，《第五號屠宰場》和他另一部也在談二戰的作品《貓的搖籃》（Cat's Cradle）一樣，都在談天地之不仁，權力之不仁，武器科學家之不仁。戰爭這個問題，被他拉到了一個過去沒有的高度。

而我們也知道，從戰爭的型態而論，越戰其實是美國參與二戰的延長。越戰到了一九六五年，美軍仍僅二萬五千人，但當年底隨著情勢惡化並展開大動員、美軍暴增到了十八萬四千人，一九六六年再增到卅八萬五千人，一九六七年終於到了最高的四十八萬六千人。當時美國轟炸機平均每星期出動二千架次，炸平了越南一七○萬英畝山林田野，投下一五○萬炸彈。這種地毯式大轟炸，其規模較諸德勒斯登大轟炸，其凌厲恐怖不知大了多少倍！

而就在這樣的時刻，《第五號屠宰場》遂成了那個時代的青年最好的鏡子，該書裡敘述者動輒會用「事情就是這樣」（So it goes）這個口頭禪，這句話裡那種反體制反謊言的深意，使它也成了年輕人的口頭禪。「事情就是這樣」，反戰是天經地義，問都不必問的事，除了「事情就是這樣」這句話之外，馮內果在一九六三年的《貓的搖籃》裡，還自己發明了一個字「命運相同的兄弟」（karass），它也成了當時青少年同志相互稱呼的通關密語。馮內果以德勒斯登大轟炸經驗，為反越戰做了無與倫比的貢獻，只是他儘管在反戰這一點上發揮了世俗影響力，但若我們只把他和這部作品限定在反戰這個層次，那卻未免太過狹窄。馮內果所質疑的其實不只是德勒斯登大轟炸而已，他真正在質疑並企圖救贖的，毋寧是歷史的意義，權力的意義，和人的意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