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佩拉皇宮飯店，當時人們到伊斯坦堡的那個區域往往都有某個特定原因，譬如幫電燈換新電線或者找變性妓女。這間老飯店低矮對稱，貼著髒兮兮、塗抹綠色石膏的大理石。褪了色的世紀末華麗風采，坐落在一九七○和八○年代一窩蜂倉促蓋起的破舊中層高度建築群，顯得格格不入。走進飯店，東方酒吧（Orient Bar）的紅絲絨座椅總是乏人問津。每次我向酒保點雞尾酒，搭配開封多時、硬到咬不動的鹹味烤鷹嘴豆（leblebi）時，他總是一臉訝異。
佩拉皇宮注定成為前往東方之路上最後的西方耳語，它是世界上最偉大伊斯蘭帝國裡最豪華的西式飯店。當歐洲人來到心目中由素檀、成群後宮妻妾與伊斯蘭教苦修僧（dervish）交織而成的東方幻想國度旅遊時，這間飯店和伊斯坦堡都是他們的第一個停靠站。但佩拉皇宮飯店還來不及歡慶開業二十週年，一切就開始變調。
一場革命把長期統治的鄂圖曼素檀趕下臺，引發隨後十幾年的政治動盪和各團體之間的殺戮。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軍事失敗和外國占領。土耳其人在一九二三年毅然決然地和他們的鄂圖曼歷史切割，拒絕一個包容多元宗教的伊斯蘭帝國，宣布以一個世俗且種族同質性更高的共和國取代之，堪稱近代政治史最重要的自我創造案例之一。土耳其的新領袖們將首都往東遷移兩百英里（約三百二十一公里）到強風吹拂的安卡拉（Ankara）山丘，遠離過去政治中心的腐敗記憶。
一位名叫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年輕記者目睹了這一切的開端。「根據我看過的所有電影，斯坦堡（Stamboul）應該是潔白、閃爍、邪惡的，」他在一九二二年晚秋某日的《多倫多每日星報》（Toronto Daily Star）上寫道。他從巴爾幹半島搭火車前來，行進間畫面閃逝，拜占庭紅磚城牆，孩童跳水，穿越雜亂並陳的許多小清真寺和木造建築。灰塵覆蓋小清真寺的圓頂，建築物外的護牆板被海風和鹽分侵蝕褪色。他看見衣著多彩的農民們擠滿整條道路，拖著蹣跚步伐跟在滿身泥巴、鬃毛結著易碎土塊的水牛身後。穿潮濕大衣的移民隊伍如蛇般圍繞著各個外國使館。遣散軍官穿著磨舊的制服趾高氣昂地行走。從靠近佩拉皇宮的廣場，他透過小型望遠鏡看見一艘噴發灰煙的汽船，上頭有許多難民家庭緊貼著護欄。一切白色都是弄髒的白，他說。人們的心情是絕望和無奈，就像在醫院等候心愛的人從手術房出來。
面紗和後宮、土耳其毯帽（fez）和男子長禮服正漸漸走入歷史。素檀和哈里發即將遭廢除──這兩個制度體現穆斯林對上帝在人間的旨意的理解。時間分秒和歲月年日即將採用與巴黎、紐約一樣的計算方式，不再保留麥加和麥地那的那一套。政府首長和將軍們遷徙至安卡拉，外國使館和大使團也會接著搬走。伊斯坦堡正踏進一種自溺的「呼愁」（hüzün）感。土耳其知識分子說，破敗的城牆、搖搖欲墜的大宅和受風雨侵蝕的海邊別墅，全浸泡在被挖空的憂鬱之中。
不過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族群遷移和身分認同的迷失感，開啟了許多過去沒有人能預見的機會。失落也是一種有用的可能性。呼愁的解藥是土耳其人所謂的「奇異福」（keyif）：一種快樂的放縱感，用歌唱抵擋眼淚，刻意召喚歡笑聲以回應可怕經歷。一座截然不同的伊斯坦堡已經登場。水牛車和軌道電車與汽車爭道。在激進民族主義圈子聚會的行政區裡，另有社會主義探員們正祕密策畫世界革命。安靜的社區流瀉出人們不曾聽過的音樂：樂聲柔順又大膽的交響爵士；盲眼亞美尼亞魯特琴（lute）樂手短促的撥弦創作；黎凡特人（Levantine）的地下社會悲傷情歌。想喝酒可以到美籍俄羅斯黑人開的美心（Maxim）俱樂部，想跳舞可以去每晚播放棕櫚灘七人組（Palm Beach Seven）的花園酒吧（Garden Bar）放鬆。
清真寺宣禮塔依舊佇立，伊斯蘭苦修僧也還在，但伊斯坦堡正在轉變成一個嶄新的伊斯蘭城市：它是被遺棄之人和白手起家者的聚集地，是實現民族國家美夢的伊斯蘭帝國的國際化前首都，也是不斷尋找兼顧穆斯林與現代身分平衡的一個地方，直至今日依然。在這段運動浪潮與社會變革風起雲湧的歲月裡，如果你稍微瞇著眼直視佩拉大道上方緩緩西沉的冬陽，從乞丐和街頭騙徒身邊走過，不難想像另一種國家和生活光景──一個必須透過意志力、憑藉情勢重建的國家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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