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中的「惡」與「賤」 @ 麥田出版

日本文化中的「惡」與「賤」

【李尚霖（開南大學應日系助理教授）】

日本人在自嘲自己文化、社會上的封閉、排他性時，常會用「島國根性」一詞來形容。然而，這種特性不單是針對日本以外的民族而發，對隸屬於日本「內部」之人，此種封閉、排他性的作用，亦依舊威力十足。本書日文原名《「惡所」の民俗誌》，作者沖浦和光便是長期關心日本社會「內部」人權問題的學者之一。

江戶時代的日本存在著因職業或罪犯背景而被稱為「穢多」、「非人」等賤民階層，這些賤民階層因血緣、職業之故，被限定只能居住在特定區域。也由於這種空間上的限制，到了近現代日本，雖然身份制度已廢除，但透過出身地，依舊可以讓人得知其祖先是否為賤民階層。這些賤民階層的子孫，往往被蔑稱為「部落民」。所謂的「部落問題」，即指這些部落民在精神、社會和經濟上受到歧視的問題。沖浦和光曾走訪數百個部落，本書即其相關研究成果之一。

「惡所」與「部落」有何關係？作者指出，在明治維新以前，所謂「惡所」的特性有三：一是男人狎妓之處；二是人們看戲聽曲之處；三則是靠近賤民的聚落。換句話說，「惡所」之為「惡」，除了因為這些地方乃古時日本尋歡問柳之處，違反當時的儒教、佛教倫理之外，也因為這些地方在都會空間的設置上，被排除於士、農、工、商等良民的生活空間之外，鄰近賤民階層的聚落。

然而，這些供人享樂的「惡所」當真為「惡」嗎？作者不惜自剖成長經驗，藉由坦誠自己對肉慾的依戀，來彰顯稱這些地方為「惡」的迂陋。另一方面，作者爬梳史料，指出這些古時日本「惡所」的特種行業從業人員，與賤民階層關係密切；他並進一步指出，歌舞伎、浮世繪等日本傳統藝能，都是在這些「惡所」發展而出，與賤民階層息息相關。例如，江戶時代的歌舞伎大劇作家鶴屋南北便出身卑微，他的作品裡常可見到對武士階層的揶揄嘲弄。

藉由這樣的剖析，作者告訴我們，「惡所」不僅非「惡」，甚至可以說是蘊育日本獨特文化的搖藍。而也正因為「惡所」為當權者所厭惡，遭受主流文化的否定，因此才能形塑出獨立的文化空間，涵養出一股無邊無際的創造力。

本書在方法學上接近西方的年鑑學派，但在閱讀本書之際，卻不可忘卻作者乃日本碩學之士，在處理史料之際，往往帶著東方式的春秋之筆。此種意在言外的苦心孤詣，台灣讀者或許無法感同身受，但類似這種底層社會蘊育出獨特文化的例子，其實台灣亦可見到。例如，台灣唯一土生土長的劇種歌仔戲，在日治時代，便有日本人指出其發展的歷史軌跡類似日本歌舞伎。而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有不少人便認為歌仔戲出於「下流社會」，傷風敗俗，主張禁止歌仔戲。

「惡所」或許是古代日本階級社會中的產物，但閱讀這段日本歷史，卻也不禁讓人對台灣的社會底層，對那些在我們社會最幽微的身影，多了一番思索，多了一番尊重。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2008/05/25，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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