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出版

《貨幣崛起》

The Ascent of Money

★雄踞Amazon網路書店暢銷榜! 

 ★《紐約時報》排行榜暢銷書!

 ★《泰晤士報》近十年百大佳作之一!

 如果貨幣是這個時代的上帝，金融資本家就是這個年代的先知！

貨幣塑造世界歷史，並決定我們的未來。金融資本是人類歷史進步的力量，也是社會罪惡的根源，它清楚地映照人類的醜陋與墮落，但同時展示了人類的美麗與偉大。作者以歷史學家的角度，對現代金融資本主義的起源、爬升、崩陷，做鳥瞰式的梳理，讓我們得以理解過去，面對將來。本書是了解金融知識的最佳啟蒙書，對金融資本主義發展的清楚詮釋。身為金融文盲，我們淪為貧民的機會愈高，致富的可能性愈低，對於金融影響世界的力量與過程理解愈多，我們才可能穩定立足。

本書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貫通歷史與財經兩大領域，被《時代》周刊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是全球矚目的美國外交政策權威評論者。他不只爬梳過去，更預示未來：中國加美國將成為占全球經濟產值超過三分之一的經濟體（Chimerica），這個有著獅頭、羊身、龍尾的古代怪獸，動見觀瞻，企圖宏偉，而中國、美國都是台灣重要的貿易夥伴，兩國互動牽動台灣的經濟命脈，此一議題我們無可迴避，在群雄崛起的「後美國時代」，弗格森的見解值得深思。

《貨幣崛起》已由英國Channel 4 製作成影片，並於美國PBS同步播出。

麥田將於今年12月11日推出國際繁體中文版，

特結合影音與文字，分五次請您搶先試閱精采篇章 。 

從帝國到中美國

(節選自《貨幣崛起》第六章)

中國的崛起

       不過十年之前，也就是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當時普遍都還認為世界經濟邊陲的東亞和拉丁美洲新興市場（以前稱為「低度開發國家」）比較容易發生金融危機。想不到在這個新世紀，全球金融體系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邊陲，而是來自核心。二○○○年八月矽谷網路泡沫顛峰之後的二年間，美國股市幾乎跌掉一半，一直到二○○七年五月，標準普爾500指數投資人才的虧損才填回來。接著，就在三個月後，又颳起新的金融風暴，這回風暴不在股市，而是發生在信貸市場。我們已經知道，這次危機源自數百萬美國家庭發覺自己負擔不起次級房貸，總值達數十億美元。以前要是美國發生這類危機，全球金融體系就算不因此陷於蕭條，也有衰退之虞，但直到二○○八年底，亞洲似乎不太受美國信貸崩盤的影響。的確，有些分析家如高盛集團「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的首席歐尼爾（Jim O'Neill）就聲稱，世界各國由景氣大好的中國領銜，正和美國經濟「脫鉤」（decoupling）。

　　若歐尼爾所言不假，那麼我們此刻所經歷的，正是全球金融均勢前所未有、最驚人的板塊位移——一個由英語系國家（首先是英國，繼而為美國）設定世界經濟金融步調的時代，結束了。過去30年來，中國經濟成長有非凡的成就，人均GDP以年均複合成長率8.4%的幅度增長。近年的成長步調尤其快速。歐尼爾跟他的研究團隊第一次估算所謂「金磚四國」（BRICs，指「快速工業化的大國」〔Big Rapid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亦即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的國內生產毛額時，就已預言中國可能在二○四○年前後超越美國。最近幾次的評估又把時間提前到二○二七年。高盛集團的經濟學家並沒有忽視中國肯定要面臨的各項挑戰，尤其是共產政權嚴峻的一胎化政策對人口問題埋下的定時炸彈，以及東亞地區活絡的產業革命造成環境破壞的後果。他們也注意到中國的通膨壓力，一如二○○七年的股價和二○○八年的糧價飆漲所顯示。不過，總體評估仍然極為正面。這也暗示，歷史已在我們有生之年改變走向。

　　三、四百年前，東西方的人均所得平分秋色。據說北美殖民者的平均生活水準，沒有不比中國的農民高出多少。在很多方面，中國明代的文明的確都優於早年的美國麻薩諸塞州。北京數百年來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波士頓相形見絀，正如十五世紀初葉鄭和下南洋的寶艦，讓哥倫布的「聖瑪麗號」（Santa Maria）有如小巫見大巫。揚子江三角洲猶如泰晤士河谷，是技術創新肇致生產力提升的發祥地。一七○○至一九五○年間，東西方生活水準出現「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這段期間，中國的人均所得歷經絕對衰退，北半球西方國家的社會，尤其是英國及其海外殖民地則由於工業革命的影響，經歷空前的成長。到一八二○年時，美國的人均所得大約是中國的二倍；一八八○年，高出將近五倍；一九一三年，將近十倍；一九五○年，將近22倍。一八二○至一九五○年間美國年均所得成長率是1.57%，中國的數字則是-0.24%。一九七三年，中國人平均所得充其量只有美國人的十二分之一。若以國際市場美元的匯率計算，兩者落差更大，直到晚近的二○○六年，美中人均所得比仍維持在22.9比一。

　　一七○○年代到一九七○年代之間，中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有一派的主張認為，北半球西方國家遇到總體經濟上不可或缺的兩股好運氣，所以能在十八世紀振翅高飛，中國則沒這麼幸運。第一是征服美洲，以及把加勒比海群島變成產糖的殖民地。殖民地的「鬼田」（ghost acres） 紓解了歐洲農業體系的壓力，否則歐洲很可能會跟中國一樣，受生產力逐漸低落所苦。第二是煤田位置跟適合產業發展的地點很接近。除了食物、木材、羊毛和棉花的取得較為便宜，帝國擴張也帶來意外的經濟利益：促成有軍事用途的技術如鐘錶、槍械、透鏡和航海儀器的發展，而這又對產業機械的開發大有助益。當然，造成東西方大分流的原因還有其他說法，如地形、天然資源、文化、面對科學與技術的態度，甚至人類演化上的差異等等。但其中還是中國財政以資源為基礎的假設較為可信。首先，中華帝國一元化的性格排除了財政競爭的可能性，而這正是文藝復興時期及其後的歐洲金融創新的動力；再者，中華帝國可以輕易地印錢來彌補赤字，不利於歐洲式資本市場的興起。此外，由於中國對西方出超，硬幣取得也比歐洲容易。簡言之，「中土王國」要發展商業票據、債券和股票的動機非常少。現代金融體制終於在十九世紀末葉來到中國，卻包裹在西方帝國主義裡頭，容易受到反西方勢力的愛國人士反抗。

　　從快速整合商品、製造、勞力和資本的國際市場角度來看，全球化並不是新的現象。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30年間，商品貿易量占全球產出值的比重幾乎和最近30年相當。在邊界管制較鬆的世界裡，國際間移民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絕對比較高，例如：一九一○年有超過14%的美國人口是在外國出生，相形之下，二○○三年還不到12%。以總額來說，一九九○年代國際資本量與全球GDP的比例大於一個世紀之前；以淨額來看，海外投資──尤其是富國在窮國的投資，也比前一個時期大上許多。 100年前，充滿冒險精神的歐洲和北美商人，看到亞洲遍地是令人怦然心動的機會。到十九世紀中期，工業革命的關鍵技術已可轉移到全球各地。由於架設了國際海底電纜網路，通信落差也大幅降低。資本充裕的英國投資人，隨時準備投資遙遠的國家。在設備平價、能源豐富、勞力充裕的中國或印度從事紡織生產，應該是利潤豐厚的生意。然而，西方國家雖投下十幾億英鎊的資金，維多利亞時代全球化的應許在亞洲大部分地區都未能實現，只留下時至今日仍被視為殖民剝削的遺緒。二十世紀中期反全球化的情緒十分強烈，以致亞洲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從一九五○年代起就自外於全球市場，情況直到一九七○年代才改觀。

　　不僅如此，在上一次的全球化時代，結局稱不上圓滿。相反的，不到100年前的一九一四年夏季，全球化不是在啜泣中結束，而是隨著全球化經濟最主要的受益國展開前所未見最具破壞力的戰爭，在震耳欲聾的轟隆聲中戛然而止。我們自以為知道，國際資本為何沒能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亞洲地區創造給自足的成長，但可知全球經濟整合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也有些許關聯？最近有人提出這樣的說法，認為應該把一戰理解為一種對全球化的反彈，當中率先出現的是一九一四年之前十年間關稅和移民限制逐漸提高。這項趨勢受到歐洲農業菁英熱烈歡迎，因為幾十年來農產品價格低迷，以及鄉村地區過剩勞力外移至新世界，已使他們的地位大為降低。因此，我們在欣然擁抱所謂「後美國」的美麗新世界之前，應該先確認最新版的全球化運動不會被同樣始料未及的反動給搞砸了。(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