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文學部落格

余華的寫實往往是循著文革、暴力、殘虐，以突穿歷史的記憶。然而在這些卑微的小人物生命裡，余華卻賦給了他們某種愛與尊嚴的溫情。如福貴在冷酷的時代中仍然保持著一種對生命的信仰，從頹廢失落到重新做人，在在啟動了不屈的意志；而許三觀拼著老命賣血，希望能以此賺錢，為得了肝病的大兒子求醫治療，更是展現了在亂世中那一份「守護」著兒女的偉大父愛精神。而類此溫情書寫，無疑使余華的小說，超越了一般平面的寫實，並遙指向「寓言」的隱匿情境。因此在苦難的血淚之下，小說中仍然隱藏著刀刻般的微笑，堅決地在愛和尊嚴裡肯定著人性的最後一片溫情。這似乎是余華對人生價值理想的一種仰望吧。

而在余華停筆了10年之後，創作下的《兄弟》（上），仍然延續著他過往那份暴虐和溫情的書寫特質。文革的歷史場景依舊被召喚出來，以作為小說的祭壇。因而通過李光頭的回憶，歷史成了一種敘事，也成了一個荒誕絕妙的故事。小說一開場是以李光頭在14歲時，於廁所偷窺「5個女人的屁股」，作為一種奇觀敘述。這樣的性偷窺，不在於他從林紅的屁股上大作文章，以換取56碗三鮮面為標的；而是經由此一偷窺，陳述了個體慾望下所投射出來的時代畸形現象。那是充滿著集體偷窺慾望的時代，也是一個病態無能的亂世。那個時代，就好像李光頭8歲剛發育時期，對性慾懵懂認識一樣，從「原來我發育了」、「我性慾上來了」、「城裡的電線杆我都搞過幾次了」到最後家破人亡時不再對電線杆「搞男女關係」，而宣稱「我陽萎了」，一層層地剝顯出整個文革時代不可自制的集體衝動、暴虐、變態和無知的狀態。在此，過剩的精力比多所引發的暴力傷害，不只扭曲了人民的知識和記憶，也把美好的人性完全抽空掉了。因此，在這樣的隱喻書寫下，它一方面投射出「萬歲強暴了全體人民」的苦難史；一方面卻又嘲諷時代的荒誕不經和失落。這樣的書寫，乍看來是嘻笑平常，實際上卻是血淚飄零，處處傷痕的。

以死亡的暴力獲得最後的救贖

尤其是寫到宋鋼的父親，李光頭的繼父——宋凡平時，余華的筆調趨向於露骨的寫實，不但將他的形象描繪成「高大全」——身高一米八五，充滿正義感和愛心，是李蘭、宋鋼和李光頭在亂世中的守護神；更重要的是，這個代表著理想的人物，卻在高舉紅旗後，被發現具有地主成分而成了暴力凌辱欺虐的犧牲者。如王德威在論余華的小說時指出，其小說「無不以死亡或瘋狂是尚」（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 2002，178），在此，我們看到宋凡平被抓、被批、被打、被斗、被關，甚至到最後，為了守諾答應到上海去接治病的李蘭回來，而私自從監獄的倉庫裡逃走，並在城東的長途汽車站買票間，被6個紅衛兵亂棍敲擊而死。那種暴力書寫，在血肉模糊之下，呈現了瘋癲無序又近乎於殘酷的場面，那無疑是人非人的一種極致展示。而作者的暴力敘述並未於此結束，在宋凡平將要入殮時，余華又再次以暴力方式處理了宋凡平的屍體——因棺材太小，所以他的膝蓋被人用磚頭砸斷，以便將過長的小腿折彎迭進棺內。這樣的暴力敘述，無疑銘刻著人已不被當人看待，因此即使是死了，屍身還必須受到極大的屈辱。此外，小說後段敘說孫偉父親在牢房內以磚塊，將2寸多長的大鐵釘，狠狠地砸入自己的腦殼，砸得和腦袋一樣平整，暴力敘述魅惑詭譎，自我的刑罰暴虐，殘酷瘋狂。這樣細膩的暴力描寫，處處都在控訴著文革的精神分裂狀態，因此，所有的暴力施虐，是不是只有以死亡的暴力為結束，才會獲得最後的救贖？！

在暴力肆虐的時代，到底誰主沉浮呢？Anthony Giddens就曾質疑，在控制暴力工具之時，美好的社會將是怎麼樣子？(Anthony Giddens：《民族——國家與暴力》，2002，332）這些問題，在這小說中似乎是找不到答案。因為暴力在此否定了人做為主體的存在。如宋凡平和一頭長髮的中學生孫偉的慘死街頭，及至後來孫偉父親在牢中慘烈的自殺，都指向了一個暴力過後沒有目的性的歷史。可是就另一方面而言，這些暴力事件，卻喚起了李光頭成長經驗中的某種人生意義，並讓他真正了解到：存在的價值即在存在本身。因此，只為活著，一切都可以成為交易的，包括偷窺林紅屁股後的記憶。在這裡，余華的諷喻，使這小說在歷史記憶的建構中，多了另一層向度。

然而，余華似乎並沒有放棄在暴虐書寫下，形構著人性中溫情的面向。在正義公理頹圮的時刻，只要有人性溫情的守護，則一切還有救贖的可能。因此小說中仍然堅持著人性中明亮的光輝，以期在暴力符號裡，去抵禦著沉淪的末世。而宋凡平所扮演的就是這樣的角色，以一種近乎偉大的精神之光，守護著李光頭和宋鋼在非理性的年代中，免於在巨大暴虐的陰影下產生恐懼和失落。即使他在生死逼迫的關口，仍然是在他們面前展現著希望和樂觀的態度，並且用愛去擁抱他們的生命。這種「高大身影，像是電影裡的英雄人物」（144）表現，仿若肉身成道，展演出了一出出悲壯的劇情。宋凡平在這小說中宛如幸福美夢的製造者，讓所有的罪惡在他身上得以完整的救贖，因而，這樣的敘述使余華的這部小說，消解了歷史政治的苦難和不幸，而趨向了寓言性的話語。尤其是到了小說的尾聲，宋鋼在李蘭臨終前，答應照顧李光頭的話：「媽媽，你放心，我會一輩子照顧李光頭的。只剩下最後一碗飯了，我會讓給李光頭吃；只剩下最後一件衣服了，我會讓李光頭穿。」（251）無疑把寓言性的敘述聲調拉拔到了最高點。

這是否一種對暴力和非理性歷史的拯救？如我們讀到小說中余華將文革時代的童年記憶凝定在掃蕩腿和大白兔奶糖之上，這象徵著暴力和溫情的兩種記憶，混合著時間退逝的聲音，在小說裡圖解著一個時代的故事。不管這故事裡頭是不是還在延續著余華一貫的尋父情結，或是死亡與存在，暴虐和溫情；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這部乍看來像是企圖尋求對歷史進行拯救的小說中，余華只不過是在講述著一個時代命運的故事而已。歷史的光影，寫實的敘事，在說故事者的口中，都只成了世事如煙，成了一則可以多方解讀的寓言。

在《兄弟》(上)裡，文革時代已經結束了，李光頭和宋鋼兩兄弟如何走出傷痕，又如何走入開放和富裕的21世紀，我想，所有的答案都只能在明年初《兄弟》(下)的出版後才能揭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