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出版

              本書大半的構想，是起自我在一九七五到七六年年底於耶魯大學教授日本文學之時。當中的線索是來自七五年所開設的明治文學研討課程。這是我第一次教授外國人日本文學，同時也是第一次教授日本文學。會選擇日本文學，不僅是趁此機會從根本思考近代文學，也想藉此檢討自己的評論。當然，並不僅止於文學的領域。我當時停止所有的寫作，有充裕的時間，當時的心情是希望一切由基礎出發，重新開始。心情半是自暴自棄，但卻是通底的透明。

　　山口昌男氏為此書撰寫的推薦文中，有如下的敘述：「柄谷行人氏的方法是依據現象學，對一切的根源抱持懷疑。結果這個作品成為文學成立思考框架過程的精神史，同時帶有文學風景記號論的性格。」

　　即使如此，我在這時期，幾乎不知道何謂「現象學」。然而，人在國外，說外文，以外文思考這件事，或多或少是迫於「現象學的還元」。換言之，便是自己本身強制去推敲以潛意識為前提的各種條件。因此，山口氏所謂的「現象學」並非是閱讀胡賽爾所獲得的方法，我認為，是所謂以異鄉人存在的一種方式。

　　我在那之前並非專精於理論。然而，如要玩味自己的感性時，除「理論」之外無他。此時，我記得發現自己與在倫敦構想「文學論」時的漱石同年，而感到一股平靜的興奮。因此，我能深深理解當時漱石為何需要進行那樣的構想。序章〈風景的發現〉由漱石寫起，正是因為如此。

　　漱石是孤立的，無論在當時的倫敦或是日本，沒人理解他當時所企圖著手的工作。然而，我並非那樣地孤立。因為在同一個校園中，之後被稱為耶魯學派，甚至被稱為解構主義者的新批評，雖然還很素樸，但已經帶著某種程度寧靜的熱情，開始有了脈動。我並未直接受到他們的影響，不過，與他們往來，的確帶給我刺激與勇氣。

　　特別是結識保羅．德曼（Paul de Man），對我而言意義重大。戰後由比利時渡美，只出版過一本書，如果未邂逅這位謎樣的「異鄉人」，同時沒有受到他的激勵，我想我不會持續至今為止的工作。然而，我在此強調這件事，並非是為了故人保羅．德曼的名聲，而是因為其「異鄉人」性格，讓他至今仍繼續蒙受的不名譽。由於他二十歲左右在比利時為親納粹的報紙寫了反猶太主義的批評，因為遭到披露，他的評論也因此遭到決定性地斷送。

　　從與保羅．德曼的對話，我某種程度推測出他那樣的過去。而我受到保羅．德曼的吸引，而不是德希達以及其他的思想家，反倒正可說是因為這個原因。例如，我感覺到他的內在世界，與漱石的《心》中的老師有相似之處。換言之，即他從未對人提起某種經驗，但卻執拗地持續追問這個經驗的意義吧。他評論的形式主義是到了禁慾程度，他一直以來持續論述的，一言以蔽之，即是語言違背寫手的意圖，成為帶有其他意味的意思。然而，他在理論上地幾乎絕無「證明」了這個倫理性的問題。

　　不僅止於解構主義者，現代的哲學家與批評家全都聚焦於「語言」。當然此中並非沒有倫理性的視點，以德希達為例，對於文本（書寫）的任何解釋都顯示導向絕無決定的可能性，與所謂聖經（書寫）排斥人世間的思考，是有潛在的共識的。換言之，在現代的意象與脈絡當中，叩問所謂猶太教的問題，這與單純的語言哲學以及文本理論在本質的意味上是相異的。

　　然而，德曼的評論與其本質上也是相異的。語言有著寫手既無法統御，也無法預測的意味。對德曼而言，那並非是解放語言（文本），或者是當作快樂（バルト）來體驗。他發現那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條件」。我所謂與漱石的《心》相似，是因為這樣的「陰暗」面。然而，我也受到鼓舞的，也是他此處的幽默。與這相比，「近代的批判」等根本微不足道。

　　一九七○年代中期，很明顯是巨大的轉變期。在思考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時，我完全沒考量日本當代的文學。然而，回到日本，開始進行文藝時評（收錄於《反文學論》）時，於此發現了近代文學決定性變化的光景。如果要說其中一個特徵，那可說是否定了「內面性」。文學晦暗同時糾纏不清的內面這樣的片面形象，在這時期被拂拭了。從另一個面向來說的話，便是不背負意味以及內面性的「語言」被解放了。也就是因「風景的發現」而被排除的東西復權了。語言遊戲、戲謔文、引用，甚至是物語，近代文學所排除的文類開始全般回復。

　　我的這本書，結果也在這個走向（後現代主義）當中。現在回頭來看，非常清楚。當然，這書也加速了這個潮流。從此意義來說，本書的角色應該已經終結了吧。然而，我所關心的事並非在此。換言之，並不在於近代的批判以及近代文學的批判，而在於透過語言，探究人類的條件；誰都無法逃離這一點。我們對此應該有深刻的感受。我再次將此書獻給保羅．德曼。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