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中芷( 曾就讀於德國畢勒佛大學、維藤/赫德克大學文化反思學院歷史系,現為自由寫作者

 

如何認識希特勒?這個問題放在不同時空和不同政治文化圈裡,會有不一的答案。希特勒這位歷史人物在華人社會裡始終帶著高人氣,甚至比曹操還更能體現我們對梟雄崇拜的極致現象。在傳統中國文化裡,對政治權力的想像偏重在對權謀的講究,對事功成敗和政策良莠的評價經常從個人的德性與機巧,直接跳到青天運勢,因此,我們雖然屢屢讚美失敗的英雄,卻更加崇拜不擇手段的梟雄,反而很少意識到權力的制度性問題,或者思考制度裡的權力結構。在當代台灣,更因爲推動「轉型正義」的急迫感,使得我們對納粹政權的理解經常太快滑進政治正確,停留在淺層的歷史批判。也往往因為欠缺對那段歷史發展的實質性認識,使得那些支撐起批判希特勒現象的論述和理據,容易流於新聞式的花絮報導,失去反省和借鑑的力道。

 

在台灣不缺關於納粹第三帝國的讀本,也出版了許多各種側寫、評論希特勒的書,但是在偏向將變遷歸因於人的歷史文化裡,獨獨沒有一本真正紮實地關於希特勒的傳記,是一個奇特的缺憾。這是一本遲到已久的傳記。

 

作者托馬斯‧桑德庫勒(Thomas Sandkühler)以編年的方式,用7個階段,勾勒出獨裁者希特勒一生的起伏,從飽受家暴的兒童期寫到在柏林地下碉堡內的自殺,以300多頁的篇幅描寫出短短12年納粹政權的興衰,點出二次大戰東西戰場的關鍵發展;特別是透過蘇聯解體後開放的史料,呈現出晚近關於納粹國防武力在東線戰場上滅絕戰的最新研究。而最值得讀者深思的是最後一章,桑德庫勒除了回顧關於希特勒研究的發展史之外,還檢討了希特勒做為媒體明星的現象。作者設定的讀者是14歲以上的青少年,或是想進一步認識第三帝國的成年人,出版後拿下德國艾美士青少年非文學類書籍(Emys Sachbuchpreis)的獎項。和一般德國歷史教授經歷不同的是,桑德庫勒當過中學歷史老師,2009年起成為柏林洪堡大學歷史教育學門的講座教授,近年擔任德國歷史教師聯盟主席。在這本書裡,可以窺得作者對青少年解釋歷史的功力。

 

我們的歷史教育裡習慣定於一尊的說法,對歷史的認知通常採用一種本質性的敘述方式,很少對讀者提出不同史家詮釋的比對分析,覺得那些討論太過學術而自動放棄。桑德庫勒在這本傳記裡呈現另一種陳述手法,要言不煩地辯證不同的論述,不僅回答了希特勒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更讓讀者看到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是如何地被討論。隨著戰後德國去納粹化的曲折歷程,希特勒從英雄或妖魔的祭壇走下來,不同時代的面貌不僅反映了歷史變遷,也呈現出更複雜的人性肌理。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本相對精簡的希特勒傳記是一個寫作範例,作者並不因為主要的設定對象是青少年而減損歷史詮釋的複雜性,讀者在其中看到何謂歷史辯證和一種開放性歷史認知的可能性。

 

做為獨裁者希特勒到底特殊在哪?納粹政權為何獨一無二?

 

並不是所有獨裁者可以像希特勒一樣成為媒體明星,歷久不衰,也並不是所有獨裁政權可以造成現代文明深遠的崩壞,永遠改變當代人的世界觀和政治價值,促使世人重新定義人權價值。

 

在台灣相關出版中,最具分量的應該算是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所寫的回憶錄,以及對希特勒的分析[1]。哈夫納的批判視野,既是他的強項也可說是某種短缺。納粹政權靠暴力與迫害手段,訴諸極端的種族民族主義起家,史學者卻無法不逼視希特勒如何重建一戰失敗後的德國民族自信,也同樣無法忽略希特勒在1940年打敗法國,穿過巴黎凱旋門的那個歷史性時刻。《凡爾賽條約》帶給德意志民族的屈辱感,在那個時刻洗刷殆盡。那種集體性的歷史情感之真實之深刻,出現在許多親歷納粹統治者的日記和回憶錄裡,卻不是1938年就出亡的哈夫納所能切身感受的。甚至可以換個角度來思索,近代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意識,從抵抗拿破崙的侵略而發軔,透過普魯士帝國催發,歷經威瑪共和,到希特勒興建高速公路,打破帝國時代殘留的區域性疆界限制,之後全國動員為「民族生存權」而備戰,才算凝聚出那種做為現代共同體的情感鏈結。不幸的是,和英法相比,遲到的德意志民族意識在納粹時代轉向極端的種族民族主義,而遭致巨大的反挫。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戰後,這集體情感有多複雜多扭曲,帶給德國歷史學者就有多少的困難與挑戰。其中所牽扯的「民族」與「國家」兩大概念與問題,「政治」和「權力」之間的多重關係,集體認同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糾結,排他性的種族主義和多元主義之間的杆格,足以讓人對民族主義與民族情緒所能掀起的正反力量深自戒懼。


  比起美國羅斯福總統,希特勒更早採取經濟學者凱因斯的擴大需求理論,只不過他把整軍經武與解決失業問題視為一體,以卡特爾壟斷的方式推動各種國防經濟計畫;以國家力量控制所有價格,增加公共建設以及擴大內需。1932年登記的失業人口高達600萬,至1937年降至不足百萬,這項成就成了希特勒造神運動的基礎。發展軍備固然達到充分就業創造經濟發展,但是一方面發展所需的資金和資源缺口需要補齊,另一方面就經濟來看,生產和消費需要平衡,產出軍備武力自然也需要消費軍武,希特勒計畫透過軍事行動強行擴張領土,企圖一併解決生產和消費兩端的問題。簡單來講,希特勒解決失業的國防經濟政策,是奠定在掠奪他國資源的基礎上,並以戰爭做為經濟發展的出路,最終將帝國拖至萬劫不復之境。而希特勒初期經濟改革之所以有效,卻是藉著獨裁統治達成。他以製造衝突和暗殺的手段剷除政治異己,以「領袖原則」將政黨凌駕於國家制度之上,以「一體化」政策塑造意識形態建立起嚴密的統治系統,這些種種事蹟都是可做歷史比較的獨裁行徑,而最難以比較的是屠殺猶太人的事件。

  在戰爭敵對狀態下屠殺對手的例子,史不絕書,重點不在於屠殺本身或者死亡人數,而是納粹政權實行種族清洗的對象並非真正的戰爭敵人。許多猶太人也曾經參與一次大戰,與德國士兵並肩抗敵,而希特勒卻在1935年以《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身分。在種族清洗的目標下,納粹政權將現代國家機器的作用發揮到極限,以精細的行政作業,大規模的組織籌劃,高效率的技術操作,甚至,低層技術官僚對猶太人不存在個人恩怨,只是順從一般政治宣傳的認知從事著「分內工作」。而希特勒所做的不僅止於種族淨化,更要種族優化,透過各種手段處理掉社會上所謂「無存活價值者」,身心殘障者、不適任勞動者、同性戀等等都在抹殺之列。不管是種族淨化或是優化都是在國家體制內進行的政策,個人在其中不知不覺被馴化,成為利益分享者,或暴力協同者,甚至是對迫害漠視者。把屠殺化為制度性的日常操作,其中官僚制度所展現的理性與精密計算,執行與貫徹的能力,遠遠不是「我服從領袖命令」所能解釋的,也不是其他出於戰爭報復的大規模屠殺事件所能相比。而這一切,以最文明的手段從事最野蠻的行動,才是戰後德國學者阿多諾(Theodor Adorno)那句名言的真諦:「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在什麼樣的社會裡,可以讓希特勒這樣一個人從魯蛇進化成領袖,帶領全國走向毀滅?在什麼樣的政治條件下,可以讓一個地方型的政黨發展成大眾效忠的對象,做到獨裁統治?在什麼樣的歷史文化的背景裡,可以將群眾的憤怒演變成種族大屠殺?這不是單一個人可以隻手完成,而是一整個世代的人所協力參與的,這也是作者藉著書名《Adolf H.》所表達的立場:不是只有一位阿道夫.希特勒,而是有許許多多的阿道夫。並不是希特勒個人有多英武神明,而是希特勒是那個時代典型憤青的代表:他的意識形態、行事作風、種族主義的立場,就是當時社會的某種日常切片;在20歲前是整個社會環境風氣造就了他,掌權之後反過來,是他影響了整個世代。

 

所有希特勒傳記作者都得回答一個繞不過去的歷史問題:希特勒是不是無可取代?桑德庫勒站在1970年代尤阿胥‧費斯特[2]Joachim Fest)和1990年代伊恩‧克肖[3]Ian Kershaw)兩大套超過千頁的希特勒經典傳記上,融合了個人生活史與社會史的雙重視野,重新審視戰後納粹研究的核心命題。在這本傳記裡,作者以生活史的角度盡力描寫希特勒這個人,他的吃穿用度一切私人領域的生活樣態,但是偏向克肖的社會史路徑。克肖將傳統傳記的問法倒過來問:為何這樣一個從普魯士時代發展到威瑪共和的社會,無法拒絕希特勒伸展他的權力?當時德國社會無論是軍隊或法政,甚至醫藥等等領域都已經發展出在那個時代最具專業性的系統,卻在希特勒提出領袖命令超越於法律之上,下達違背軍事常識的指揮之時,整個社會非但沒有踩下剎車,反而在各個領域內違背了自己的專業倫理,顛覆了內在的規範性,追隨他走向瘋狂,導致系統的崩壞。這個社會系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從納粹黨內部來看,不穩定的權力競爭結構,為屠殺猶太人提供了溫床,而希特勒在其中扮演了關鍵性角色,也必須為納粹政權的所作所為負起所有歷史道德的責任,沒有希特勒,納粹帝國的歷史將會是另一種面貌。這些並不是全面翻新的論斷,卻正迫切需要對讀者解釋的重點,特別是在戰後70年,歷經日常生活史學派弭平大人物視角、社會史學界降低個人角色在歷史上的影響,不斷將希特勒除魅化(Entzauberung)之後,為何還需要重新以希特勒這個人的一生來穿透納粹歷史?

 

本書的翻譯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不僅是因為納粹帝國黨國不分,官制軍制黨職難以找到適切的中文翻譯去對應權力體制的疊床架屋,也不僅是因為東線戰場的最新研究在台灣尚未有系統地引介,更在於作者設定的對話對象是已有基礎認識的德國青少年,下筆極簡卻附載大量不言自明的訊息。譯者林繼谷在歷史專業術語上的翻譯做到溯源的精準,校正台灣過去一些望文生義的譯法,更透過某些譯注補上作者未細說的空白。精確的術語翻譯,在閱讀認知上可以達到定錨的作用,這是好譯本帶來的正面效益之一。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本書雖然是一本傳記,不足以替代任何納粹帝國的歷史論述,但是卻是個全面性的起點,不管是繼續考掘納粹歷史,或者是從獨裁者的權力角度反思台灣過去的歷史和當前轉型正義的課題。

 

 

◎本文作者畢業於德國畢勒佛大學歷史系、德國維藤.赫德克大學(Universität Witten/Herdecke)文化反思學院歷史系,現為自由寫作者。

 

[1]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1907-1999〔原名Raimund Pretzel〕)為德國著名的出版人,最具影響力的是流亡期間,為了「啟蒙」納粹政權下的德國民眾而寫成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以及1978年出版的《破解希特勒》(Anmerkungen zu Hitler),對1980年代西德開始反省批判納粹政權的學術轉向有推波助瀾之功。他同情六八學運(68er-Bewegung),捍衛新聞自由,但終其一生在大眾媒體和文化批判的影響力高於歷史學圈。

[2]  尤阿胥‧費斯特(Joachim Fest, 1926-2006)出生於普魯士天主教文化階級家庭,戰後任職北德廣播電台(NDR),1973年起為《法蘭克福文匯報》(FAZ)的共同發起人,兼任文化版主編。在這職位上,他刊登了史學者Ernst Nolte一篇從1980年代看第三帝國的評論文章〈歷史傳奇和修正主義之間?〉(Zwischen Geschichtslegende und Revisionismus),引起哈伯瑪斯的強烈批評,因而爆發影響戰後德國學界至深的《史家論爭》(Historikerstreit),爭論的議題涵蓋了納粹研究的修正主義、大屠殺的定位、希特勒的角色,以及歷史記憶與歷史詮釋等。他本人還參與許多關於第三帝國的紀錄片和電影的製作,對大眾史學貢獻極深。而台灣所熟知的電影《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就是以他的希特勒傳記作為腳本。據他去世前的統計,《希特勒傳》(Hitler. Eine Biographie)單一版就賣了80萬冊。因費斯特在媒體和出版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使得他對希特勒的論斷「一個政治天才」,從出版後就一直流傳至今。

[3]  伊恩‧克肖(Ian Kershaw, 1943-)為英國社會史家,專攻德國20世紀史,在1994年因研究成果拿下德國聯邦十字勳章。1998、2000年出版的上下兩巨冊《希特勒傳》(Hitler 1889–1936: HubrisHitler 1936–1945: Nemesis),成為新的里程碑。他在傳記前言裡表示,做為一個社會史研究者,他關注的是希特勒如何掌權以及第三帝國的權力結構,對「偉人行誼」並不感興趣。他認為傳記不等於歷史,傳記會放大個人在歷史中的角色和功能,偏向「人決定歷史」的判斷,容易讓歷史失真,忽略社會系統對歷史的影響,卻在研究多年後,發現無論從任何角度都繞不過希特勒這個人,才開始著手撰寫他的傳記。2012年他的《希特勒傳》拿下萊比錫書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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