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年來,和伊斯坦堡的邂逅,形塑著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認識:伊斯坦堡黃金年代的輝煌,發生在一瞬之間的衰頹,在集權統治和宗教極端主義兩害相權之間無庸置疑的選擇。但在戰間期那幾年,伊斯坦堡居民以超乎想像的狂熱擁抱西方理想。這座地處歐亞之交的城市按照西方模型刻意進行自我再造,其實驗規模堪稱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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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莫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佩拉皇宮飯店,當時人們到伊斯坦堡的那個區域往往都有某個特定原因,譬如幫電燈換新電線或者找變性妓女。這間老飯店低矮對稱,貼著髒兮兮、塗抹綠色石膏的大理石。褪了色的世紀末華麗風采,坐落在一九七和八年代一窩蜂倉促蓋起的破舊中層高度建築群,顯得格格不入。走進飯店,東方酒吧(Orient Bar)的紅絲絨座椅總是乏人問津。每次我向酒保點雞尾酒,搭配開封多時、硬到咬不動的鹹味烤鷹嘴豆(leblebi)時,他總是一臉訝異。

  這光景恍若隔世。佩拉皇宮飯店於一八九二年開幕,接待搭乘東方快車(Orient Express)抵達鄂圖曼帝國首都的客人。接下來數十年,它一直是外地人的住宿首選。木頭和鐵製成的電梯像一只鳥籠般在大理石梯間升降,也是歐洲僅次於艾菲爾鐵塔之後裝設的第二臺電梯。巴洛克式用餐大廳緊鄰以仿大理石紋鑲嵌、細工裝飾屏風隔間的賓客休息室,天花板是挑高的玻璃雨棚。踏出建築物優雅高貴的門面,就來到伊斯坦堡最時髦的佩拉區(Pera)。沿著主要街道走一小段路,能看到絕大多數世界強國的大使館。這條街道在十九世紀乃至其後被許多伊斯坦堡居民稱為「(佩拉)大道」(Grande Rue按:時人僅以「大道」稱之,但為避免混淆為一般不特定大道,以下皆採全名「佩拉大道」〔Grand Rue de Pera)。飯店隔壁是美國使館,和YMCA與合法妓院共享同一片街景,不遠處有鍍金裝潢的許多餐廳和夜總會俱樂部,英國人、俄國人和德國人常招待政府官員到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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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拉皇宮注定成為前往東方之路上最後的西方耳語,它是世界上最偉大伊斯蘭帝國裡最豪華的西式飯店。當歐洲人來到心目中由素檀、成群後宮妻妾與伊斯蘭教苦修僧(dervish)交織而成的東方幻想國度旅遊時,這間飯店和伊斯坦堡都是他們的第一個停靠站。但佩拉皇宮飯店還來不及歡慶開業二十週年,一切就開始變調。

  一場革命把長期統治的鄂圖曼素檀趕下臺,引發隨後十幾年的政治動盪和各團體之間的殺戮。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軍事失敗和外國占領。土耳其人在一九二三年毅然決然地和他們的鄂圖曼歷史切割,拒絕一個包容多元宗教的伊斯蘭帝國,宣布以一個世俗且種族同質性更高的共和國取代之,堪稱近代政治史最重要的自我創造案例之一。土耳其的新領袖們將首都往東遷移兩百英里(約三百二十一公里)到強風吹拂的安卡拉(Ankara)山丘,遠離過去政治中心的腐敗記憶。

  一位名叫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年輕記者目睹了這一切的開端。「根據我看過的所有電影,斯坦堡(Stamboul)應該是潔白、閃爍、邪惡的,」他在一九二二年晚秋某日的《多倫多每日星報》(Toronto Daily Star)上寫道。他從巴爾幹半島搭火車前來,行進間畫面閃逝,拜占庭紅磚城牆,孩童跳水,穿越雜亂並陳的許多小清真寺和木造建築。灰塵覆蓋小清真寺的圓頂,建築物外的護牆板被海風和鹽分侵蝕褪色。他看見衣著多彩的農民們擠滿整條道路,拖著蹣跚步伐跟在滿身泥巴、鬃毛結著易碎土塊的水牛身後。穿潮濕大衣的移民隊伍如蛇般圍繞著各個外國使館。遣散軍官穿著磨舊的制服趾高氣昂地行走。從靠近佩拉皇宮的廣場,他透過小型望遠鏡看見一艘噴發灰煙的汽船,上頭有許多難民家庭緊貼著護欄。一切白色都是弄髒的白,他說。人們的心情是絕望和無奈,就像在醫院等候心愛的人從手術房出來。

  面紗和後宮、土耳其毯帽(fez)和男子長禮服正漸漸走入歷史。素檀和哈里發即將遭廢除──這兩個制度體現穆斯林對上帝在人間的旨意的理解。時間分秒和歲月年日即將採用與巴黎、紐約一樣的計算方式,不再保留麥加和麥地那的那一套。政府首長和將軍們遷徙至安卡拉,外國使館和大使團也會接著搬走。伊斯坦堡正踏進一種自溺的「呼愁」(hüzün)感。土耳其知識分子說,破敗的城牆、搖搖欲墜的大宅和受風雨侵蝕的海邊別墅,全浸泡在被挖空的憂鬱之中。

  不過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族群遷移和身分認同的迷失感,開啟了許多過去沒有人能預見的機會。失落也是一種有用的可能性。呼愁的解藥是土耳其人所謂的「奇異福」(keyif):一種快樂的放縱感,用歌唱抵擋眼淚,刻意召喚歡笑聲以回應可怕經歷。一座截然不同的伊斯坦堡已經登場。水牛車和軌道電車與汽車爭道。在激進民族主義圈子聚會的行政區裡,另有社會主義探員們正祕密策畫世界革命。安靜的社區流瀉出人們不曾聽過的音樂:樂聲柔順又大膽的交響爵士;盲眼亞美尼亞魯特琴(lute)樂手短促的撥弦創作;黎凡特人(Levantine的地下社會悲傷情歌。想喝酒可以到美籍俄羅斯黑人開的美心(Maxim)俱樂部,想跳舞可以去每晚播放棕櫚灘七人組(Palm Beach Seven)的花園酒吧(Garden Bar)放鬆。

                清真寺宣禮塔依舊佇立,伊斯蘭苦修僧也還在,但伊斯坦堡正在轉變成一個嶄新的伊斯蘭城市:它是被遺棄之人和白手起家者的聚集地,是實現民族國家美夢的伊斯蘭帝國的國際化前首都,也是不斷尋找兼顧穆斯林與現代身分平衡的一個地方,直至今日依然。在這段運動浪潮與社會變革風起雲湧的歲月裡,如果你稍微瞇著眼直視佩拉大道上方緩緩西沉的冬陽,從乞丐和街頭騙徒身邊走過,不難想像另一種國家和生活光景──一個必須透過意志力、憑藉情勢重建的國家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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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多年來,和伊斯坦堡的邂逅,形塑著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認識:伊斯坦堡黃金年代的輝煌,發生在一瞬之間的衰頹,在集權統治和宗教極端主義兩害相權之間無庸置疑的選擇。但在戰間期那幾年,伊斯坦堡居民以超乎想像的狂熱擁抱西方理想。這座地處歐亞之交的城市按照西方模型刻意進行自我再造,其實驗規模堪稱世界之最。

  再造過程中,這座前鄂圖曼帝國首都同時反映出西方理想最好與最壞的面向:它的樂觀主義和它執迷不悔的各種意識形態,對人權的推崇和傲慢專橫的國家,逃離過往糾纏的渴望和一筆勾銷它的衝動。當來訪遊客抱怨老伊斯坦堡正逐漸消失,意思是伊斯坦堡變得愈來愈像西方世界。「〔我們〕來自西方的文明之子,」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 Tonybee)在一九二年代某次造訪土耳其時寫下:「以同情或輕視的眼神,瞥視籠罩在某些強權陰影之下的非西方當代人,他們因為被剝奪了陽光而全面癱瘓⋯⋯然而,倘若我們停下腳步檢視朦朧的巨大影子⋯⋯會驚訝地發現它呈現著我們的輪廓。」

  來到伊斯坦堡的歐洲人如果了解自己文明的黑暗面,是因為他們當中許多人亦蒙受其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和近東帝國的崩解創造出眾多平行宇宙,在那些宇宙中,西方人有時會淪為貧窮的移民,投向不情願的東方東道主懷抱。歐洲人前仆後繼抵達伊斯坦堡,他們從沒料到自己會以這種姿態登陸,不是征服者或啟蒙思想的信息使者,而是流離失所、貧困且絕望的難民。他們在伊斯坦堡的街道四處遊蕩,從佩拉皇宮的門階被趕走:醉醺醺的水手和破產商人;前貴族人士拋售家族銀器和遭蟲蛀的皮毛;被部分歐洲政府拋棄的不受歡迎少數族裔;內戰的戰敗方、皇宮內密謀未果者,或改變世界不成的革命輸家。

  沒有人比薩拉哈提.紀茲(Selahattin Giz)更熟知這段歷史。我初次認識這個名字是透過一九九年代早期出版的限量版土耳其攝影集系列,後來紀茲成為我的意外旅伴,陪我深入隱藏的伊斯蘭爵士年代密林。他是一位獨立記者,經常以搖晃、充滿動態的畫面細節,記錄親眼所見的日常生活。他的檔案館如今由某土耳其銀行所有,我去參觀的時候,發現數量最多的其中一批影像屬於「意外」(Kaza)這個分類標籤。該分類中有很多恐怖、聳動的照片,就像任何注重銷售數字的報紙常用來刺激買氣的頭版畫面:車禍、行人死亡慘案,以及噩夢般的杜乃爾(Tünel)登山鐵道纜線斷裂事件的災情──木製車廂在纜線斷裂後,搖搖晃晃地朝下坡處的車站俯衝。此外也有比較私人的慵懶午後攝影實驗:巷貓、饒富趣味的影子,一些試探性的色情藝術。

  翻閱紀茲的攝影集,我意識到自己誤打誤撞地遇見了一位用影像記述我想認識的消逝世界的人。我還發現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他所記錄城市的寫照,是一段關於流亡和再生的故事。

  紀茲於一九一四年出生在薩隆尼卡(Salonica,今天希臘的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的一個穆斯林家庭。他的家鄉地理位置在希臘,主要人口為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c Jewish,由鄂圖曼帝國統治直到他出生的前兩年。巴爾幹戰爭就像一戰災難的區域性彩排,薩隆尼卡的控制權在彩排中轉移到希臘民族(Hellenic)政權手上,新的統治者上任後拆除宣禮塔,把清真寺變成教堂,並將穆斯林住家和店鋪的所有權都讓渡給基督教,極力抹除根植於當地城市生活數世紀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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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哈提.紀茲在伊斯坦堡的冬日。

  紀茲一家成了幾十萬被趕出東南歐的穆斯林人口之一。他們在伊斯坦堡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亞洲側的貝勒貝伊(Beylerbeyi)落腳,這一區的居民成分混雜了希臘正教徒、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就像紀茲一家熟悉的薩隆尼卡環境的翻版。但年輕的紀茲多數時候都在海峽另一端生活、工作,在佩拉的電影院、街頭藝人和小酒館之間穿梭。一位叔叔在他完成穆斯林割禮(sünnet,通常是在男孩進入青春期前幾年進行)後送給他一台相機當禮物。一九二年代晚期就讀名校加拉塔薩雷高中(Galatasaray Lycée)期間,他迷上玩攝影,帶著Zeiss Ikon相機在城市遊蕩,並成功說服伊斯坦堡發行量最大的《共和報》(Cumhuriyet)採用其作品,涉足報社的專業暗房。一九三三年,他正式成為報社職員,接下來四十年一直是社內的首席攝影記者之一。一九九四年過世,享壽八十歲。

 

  看他拍的相片──以及他作品集中夾帶的、出自許多姓名不詳攝影師之手的相片──就像參觀對土耳其人或觀光客都顯得難以置信的伊斯坦堡。淡金髮色的俄羅斯合唱團女孩們揮舞著手臂。素檀後宮退休宦官組織的聚會。穆斯林男人三五成群獻祭兩隻公羊,祈求神明保佑一輛軌道電車。消防員戴著來自地獄般的防毒面具進行空襲演練,以及學齡女童們被土耳其立國總統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逝世引發的舉國哀慟所感染。成年女子童心未泯地玩著跳繩子,或在街上左晃右拐地騎著腳踏車,一頭黑髮和夏季洋裝吹拂在微風中。相片中還有被友人拍攝入鏡的紀茲,他帶著笑容走在冬日的伊斯坦堡,軟呢紳士帽上堆積厚厚的鬆雪。有人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有時它也像一次有益身心的電擊:強迫我們想起曾經存在的一種生存模式,那時信仰與飲食習慣殊異的鄰居們雜居一地──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有宗教信仰的和世俗的;來自外地的難民和土生土長者──但人人皆能在其中找到各自安身立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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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伊斯坦堡是座全球化城市,一個不斷向外蔓延、居民超過一千三百萬的都市空間,人口比希臘、奧地利或瑞典等國還多──事實上,伊斯坦堡的人口比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國家都要多。老漁村成為時髦的市郊,舊市郊轉身為今日的市中心,玻璃纖維的摩天大樓聳立在新蓋的清真寺和購物廣場之間。穆斯林宗教節日期間,咖啡酒吧單薄的牆壁滲出震天價響的土耳其語流行樂,和阿拉伯語的宣禮召喚競相爭鳴。你可以在一個下午內參觀希臘正教普世教會、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總部、土耳其大拉比辦公室,以及穆罕默德最親近夥伴的陵寢。這裡有些居民覺得他們最重要的身分認同是土耳其人,但也有人選擇登記為庫德人、阿列維派(Alevi)、亞美尼亞人或高加索人,相較過去,這些人現在更有自信大膽宣示自己的身分認同。

 

  伊斯坦堡的崛起是一段遠離觀光客熟知的君士坦丁堡的旅程。這座嶄新城市是外來移民的產物,也是移居國外者的產物──出於選擇或迫於無奈,男人和女人來到伊斯坦堡,也離開伊斯坦堡。他們是共和國時代伊斯坦堡的第一代居民,也是帝國時代君士坦丁堡的末代居民。在送行、躁動不安的年代,一段我們後來稱之為戰間期的歲月,佩拉皇宮飯店不是這些暫住者和新成員重生再造的唯一場所。不過對一波波的難民、移民與流亡者而言,這間充滿故事的飯店是從舊時代過渡到新時代的象徵──體現東方和西方、帝國和共和國、懷舊和實驗之間的連結,世界上唯一一個既是基督教又是全球伊斯蘭教中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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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的佩拉皇宮:近代伊斯坦堡的誕生》
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 The Birth of Modern Istan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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