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鶴與我們 (完) ╱朱天文 @ 麥田出版

台灣作家身影--舞鶴

知名作家朱天文撰文 @聯合報副刊

《餘生》，是一次集大成，寫當代泰雅族的霧社，日本殖民時期的「霧社事件」，事件在當代的餘生。此書獲得太多獎譽，舞鶴儲存了不少「信用額度」，就大肆揮霍到長篇《亂迷》，不用一個標點符號的詩小說。其實亂民，舞鶴已走離現代主義很遠了。

｜刊載日期：2011/04/13｜文：朱天文(知名作家)｜

他是行動的，也是有生產力的。端看他出淡水後，遠離台北，遠離文壇，去島上的魯凱部落、泰雅部落常居寫作，以至我們初讀到長篇《思索阿邦˙卡露斯》時大吃一驚，誰是舞鶴？驚豔的程度，不輸阿城八○後始知張愛玲。

《餘生》，是一次集大成，寫當代泰雅族的霧社，日本殖民時期的「霧社事件」，事件在當代的餘生。此書獲得太多獎譽，舞鶴儲存了不少「信用額度」，就大肆揮霍到長篇《亂迷》，不用一個標點符號的詩小說。其實亂民，舞鶴已走離現代主義很遠了。

現代主義極至精品的名單，前三位早已經有人列出來：納博可夫，喬伊思《尤里西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也早已在這現代小說的完美句點上往後瞻看，提出來小說的可能之夢，夢想名單前三位，兩位在南美洲，一位在義大利，他們是馬奎斯，波赫士，卡爾維諾。

我們站在大人的肩上，又可眺望到什麼？但也許得先問，這個我們是誰？那就再引述一段柏格的話收尾：

將事件化為語詞，就等於在找尋希望，希望這些語詞可以被聽見，以及當它們被聽見後，這些事件可以得到評判。上帝的評判或歷史的評判。不管哪一種，都是遙遠的評判。然而語言是立即的，而且並非人們有時錯以為的，只是一種手段。當詩歌向語言陳述時，語言會頑固而神祕地提出它自己的評判。這評判有別於任何道德典律，但它承諾就它接收到的聽聞範圍，做出清楚的善惡區別——彷彿語言本身就是為了保存這樣的區別而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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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的我們都是相信語詞，使用語詞，並誓願為做出此區別而日復一日在那裡打造作物的文學人。

五月太平洋岸聖塔巴巴拉，到處是大片大片芥子花黃到天涯的黃。這裡曾是郭松棻和他的文學伴侶李渝的蜜月之地，是白先勇〈樹猶如此〉與摯友終生不失的相守地，我與舞鶴，我們呢？

舞鶴是這麼說的，柔和、低腼的：「長年走在山中部落，已安於大自然的不回應。」

他的慷慨大度，他的光明磊落到任何、任何時候都沒有一絲烏雲飄過，又再一次，解除了我的張力。如果我們之間有一點點張力，不論是基於禮貌，基於共處一星期，基於良辰美景，基於長途旅行像流放，基於五月千樣種玫瑰漫開得滿牆籬滿拱窗，他讓我放心的可以都不回應。一定要記下這個，因為唯有在舞鶴前面，土象星座的訥顏訥語才會靈光起來似的，我高興得如同一個師妹對師兄說：「那就把我當成大自然吧。」

很無厘頭的。也只有對舞鶴，才能揮霍一下這種特屬於師妹所坐擁的驕矜配額。不是嗎，師妹一向被允許刁蠻的，而忠厚的師兄永遠寬容她。

（全文完）

【2011/04/1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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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dn.com/NEWS/READING/X5/626955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