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極權時代《1984》的寫法 @ 麥田出版

《盛世》---後極權時代《1984》的寫法

作者：張曉輝北京萬聖書園經理

陳冠中滿可以把自己的新小說命名為《2013》，藉以向那本偉大的政治幻想小說表示敬意。這種借構想未來政治與社會體制下小人物掙扎抗爭的故事來澆自家塊壘的筆法討巧而又迷人；我們簡直要禁不住詫異，何以整整半個世紀，竟然少有仿效喬治·奧威爾的傑出作品產生出來。

至少從表面上看，《盛世—：中國，2013年》與《1984》有著頗多相似之處。自不待言，兩者都在構想威權體制未來某時刻的走向，亦都對此一體制禍及社會與人心的統治原則表示批判；即便在細節上，讀《盛世》的時候我們也不斷被喚起對其前輩的回憶。《盛世》裏有自己的溫斯頓·史密斯，那是不斷尋找“丟失的二月”的方草地；有自己的裘莉亞，那是不甘沉默孤獨作戰的韋希紅；甚至在那位政治局高官何東生的身上，也找得到奧勃良的影子（更不必說小說後半段何東生對中共“盛世”政策的解釋，與奧勃良在拷問溫斯頓時的誇誇其談所具有的結構上的相似）。盛世之下民眾的滿足感，簡直是“兩分鐘仇恨”的後現代拷貝；那“丟失的二月”裏報刊資料的缺失，讓人想到真理部裏充滿嘲諷意味的“忘卻洞”；還有，連小希那個頗具恐怖主義“左憤”色彩的兒子，也很有點《1984》當中派遜斯的孩子拿手紙加蜂窩當軍號的味道呢。

然而兩者的相似便到此為止。須知《盛世》是充滿後現代末世氛圍的環境下產生的作品，而絕不似《1984》那種極具浪漫主義與自由主義傾向的風格，故而我們絕不可把這兩者，混為同一類小說。遙想《1984》產生的時代，正是自由和極權絞殺在一起的辰光；在極權體制下，人們追求自由的鬥爭是壯烈的、悲劇性的，宛如一出出《沙家浜》《紅燈記》在上演；概言之，這是鮮血與屠戮交織在一起的慘烈戰爭，反映的是極權時代當局與民眾浪漫主義的緊張關係。到了後極權時代，這種浪漫主義的對抗已經褪色。就統治者而言，他們已經不存在對於舊日信仰的狂熱忠誠，其嘴裏道出的信仰不過是掩蓋其瘋狂追求私利本質的花言巧語；因之對於民眾，他們也不似自己的前代先祖那樣，必欲格殺所有潛在的敵對因素而後快。於是他們往往表現得疲軟鬆懈、漫不經心，恐怖和對抗變成了他們的變態而非常態，成為其謀求私利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手段。相應地，統治者的這種行為方式，令到民眾失去了敵對的物件。凡是敵對，總歸需要雙方的存在才可以進行下去；這樣，統治者暴力手段的缺失，使得民眾亦放棄了浪漫主義的對抗，用《盛世》裏的話講，開始變得“嗨賴賴”了——而且根本不需要政府在飲用水里加什麼MDMA，他們自行就會忘記。

（何東生說）我想跟你們說的是，沒錯，中央主管宣傳的部門是做了些工作，但這也不過是順水推舟，如果不先是老百姓自己想忘記，我們也不可能強迫大家忘記，是中國老百姓自己主動給自己吃了健忘藥。（274頁）

這實在是《盛世》一書最為深刻的地方。作者竟然如此舉重若輕地窺見了後極權時代政府和民眾關係的實質，那便是雙方在攜手共同建設著後極權體制的根本內核。何東生將其概括為“天佑我黨”，此言得之。

統治的實質既然改變，則統治的形式勢必發生變化。後極權體制下，當局通常不會使用橡皮棍和電刑對付民眾，也無需勞神建什麼“101房間”——說到底，人們的101房間都在他們的心裏，便是自己的蠅頭私利。因此很具諷刺意味的是，小說中具有對抗意味的人，多半是我們今天常說的“憤青”——右憤如小希，或者左憤如韋國。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小希那樣的右憤，最終是在何東生的慷慨陳詞面前敗下陣來；對當局真正具有威脅的倒是韋國那樣的左憤，唯有他們才因自己的恐怖活動而遭到鎮壓。至於其他人，充其量會像小說最後寫的：

走出門外，老陳對小希說：“我在雲南邊境那邊有朋友，他們都沒有嗨賴賴的感覺，你願意跟我一起過去嗎？”（276頁）

於是便來到了小說結尾那充滿寓意的一句：

東方既白，兩人半遮著自己的眼睛，迎著刺目的晨光，走著。（276頁）

這便是《盛世》之於《1984》最大的區別所在。在《1984》的結尾，溫斯頓和裘莉亞對黨的鬥爭失敗了；他們的靈魂已經被消滅，正在等待著肉體的消滅。然而即便是他們的失敗亦是悲壯的戰歌，亦能夠激勵讀者向極權體制發動新一輪浪漫主義的進攻。而《盛世》的結尾是低回的，抑鬱的，主題是逃避主義和無可奈何。我們甚至可以感受到作者對於所謂“盛世計畫”的矛盾心態：既因其扼殺人性的根本取向而嫌惡之，又因其幫助中國度過世界經濟“冰火期”和阻止極端勢力上臺而嚮往之。這種矛盾、無奈和逃避，正是後極權時代人們的慣常心態；所有這些，都沒有逃過作者敏銳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