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出版

從帝國到中美國

(節選自《貨幣崛起》第六章)

(搶先讀5-2)

全球化與大決戰

　　以前常有人說，新興市場是多事之地。投資遙遠的國家固然可能賺大錢，但若稍有差池，也可能成為直通經濟破產的快車道。我們在第二章談過，早在一八二○年代就發生過第一次拉美債務危機。另一次新興市場危機發生在阿根廷，差點使得霸菱銀行在一八九○年破產。105年後，派駐新加坡的期貨交易員李森（Nick Leeson）終於終結霸菱。一九八○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和九○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並不是史無前例的事件。金融史顯示，很多今天的新興市場都應該叫再興市場。 現在，最後的再興市場是中國。根據喜愛中國的投資家羅傑斯（Jim Rogers）觀察，在中國有賺不完的錢。外國投資人花大錢買中國證券，夢想著能從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賺回大把鈔票，這可不是第一遭。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上回他們可是輸得脫褲子。

　　以前跟現在都一樣，海外投資的主要問題出在：倫敦或紐約的投資人很難知道，遠隔重洋的外國政府或海外經理人在幹什麼。而且，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直到最近都還很不可靠，會計規定也各不相同，一旦外國貿易夥伴決定賴帳，身在世界另一端的投資人可說是束手無策。在第一個全球化的年代，解決這問題的方法極為簡單有效：強制施行歐洲的規定。

　　一八三二年，渣甸（William Jardin）和馬地臣（James Matheson）這兩位敗德的蘇格蘭人，在華南的口岸廣州設立貿易公司。 他們最有賺頭的生意之一，是從印度進口英國政府產製的鴉片。渣甸雖當過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生，但他把鴉片帶進中國卻不是做醫療用途。由於鴉片成癮的社會成本極高，雍正皇帝早在一個世紀前的一七二九年就已明令禁煙。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奉道光皇帝之命，前來廣州徹底根除鴉片交易。林則徐封鎖廣州各地鴉片貨棧，直至英商答應他的要求，交出二萬箱左右、價值約二百萬英鎊的鴉片。沒入的鴉片在拌入雜物使之不能吸食後投海。此外，中方更堅持往後在中國領土內的英國臣民應受中國法律管轄。渣甸可不吃這一套。中國人稱為「鐵頭老鼠」的他，危機發生時人在歐洲，聞訊後匆匆趕回倫敦對英政府展開遊說。經過三度會談，渣甸看來說動了外相巴麥尊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必須展示力量，而「他們的戰船沒有威力」，保證戰力「充裕」的英軍可以輕易取勝。一八四○年二月二十日，巴麥尊下達命令；一八四○年六月，海軍完成整備。大清帝國即將感受到歷史上最成功的毒品國家大英帝國的威力。

　　不出渣甸所料，中國當局難擋英國海軍的威力。廣州被圍，舟山島失守。歷經十個月的僵持之後，英軍拿下扼守珠江口（香港與廣州間河道）的要塞。根據一八四一年一月簽訂（但旋遭道光帝廢止）的《穿鼻草約》，香港成為英國領地。再經過一番一面倒的戰事後，次年簽署的《南京條約》除了確認割讓香港，還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等五個所謂通商口岸開放鴉片貿易。而根據領事裁判權，英國臣民在通商口岸的活動完全豁免於中國法律之外。

　　對中國而言，第一次鴉片戰爭宣告屈辱時代的來臨。吸毒成癮人口暴增，基督教傳教士顛覆儒家傳統。由自稱耶穌之弟的洪秀全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之亂，造成的死亡人數在2,000至4,000萬之間。但對速速取得香港土地，並將總公司遷至東角的渣甸和馬地臣而言，維多利亞全球化的盛世終於來臨。渣甸山（Jardine's Lookout）是全港最高點之一，怡和洋行派有一名瞭望員駐守，監視由孟買、加爾各答或倫敦來的公司快船。香港成為貨物集散地，迅速繁榮起來，不久之後鴉片不再是怡和唯一的生意。到二十世紀初期，怡和洋行已擁有自己的釀酒廠、棉紡廠、保險公司、渡輪公司，甚至包括一九○七至一九一一年建成的廣九鐵路在內的鐵路系統。

　　回到倫敦，這時投資人有無數的外國投資良機等著他們。羅特希爾德銀行的帳本就是最佳明證。帳本顯示，公司合夥人持有總值數百萬英鎊的投資組合：一頁就列出20幾種不同類型的證券，包括智利、埃及、德國、匈牙利、義大利、日本、挪威、西班牙和土耳其政府發行的債券，以及11家鐵路公司發行的證券，其中阿根廷有四家、加拿大二家、中國一家。從事這種國際多角投資不再是少數金融菁英的專利。早在一九○六年，英國投資人花區區二先令六便士，就可以買到羅文惠德（Henry Lowenfeld）所寫的《投資：一種精密科學》（Investment : An Exact Science），書中推薦「一種根據地理分配資本的穩健制度」，作為將「投資行為的投機色彩降至最低」的手段。後來，凱因斯在《凡爾賽和平的經濟後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書中一段頗為著名的章節憶述，一般所得的倫敦人無須花太多心力，就可以「拿自己的財產投資世界各個角落的的天然資源和新事業，毋須努力，甚至毫不麻煩，就可以分享預期中的成果和好處。」

　　這時，全球已有將近40家外國證券交易所，而英國的金融媒體定期就其中七家做報導。57個主權國家和殖民政府所發行的債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倫敦資金流向世界各地，也揭示了第一次金融全球化的程度。英國人有45%左右的投資標的在美國、加拿大和紐澳地區，20%在拉丁美洲，16%在亞洲，13%在非洲，6%在歐洲。若將一八六五至一九一四年間公開發行證券所募得的英國資本全加在一起，不難看出大部分資金都流向海外；投資聯合王國境內的資金不到三分之一。據估計，一九一三年時全球證券總值為1,580億美元，而其中約有450億（28%）屬於國際持有；一九一三年在倫敦證券交易所買賣的證券裡，將近一半（48%）屬於外國債券。。一九一三年的外國資產相當於聯合王國GDP的150%，年度經常帳盈餘高達GDP的9%，證實了現今所謂的「英國儲蓄過剩」現象。重要的是，一九一三年之前對相對貧窮國家的資本輸出額比例，一直比近期高出許多。一九一三年，全球外資的25%投資在人均所得為美國人均GDP五分之一或以下的國家；一九九七年的比例則只有5%。

　　英國投資人會被外國市場吸引，也許只是因為投資資本貧乏的國家預期報酬率較高，也有可能是受到黃金本位制普及或外國政府的財政責任能力提升的激勵。但若不是大英帝國勢力崛起，很難相信一九一四年之前會有如此規模龐大的海外投資。英國對英屬殖民地的投資，占其海外投資總額的五分之二到一半之間，另外還有相當大的比例投資在英國可以施展非官方影響力的國家，如阿根廷和巴西。而且，英國的海外投資偏重在可以增加倫敦政治籌碼的資產上：不單是政府公債，更包括為籌措興建鐵路、港口設施和開礦等資金而發行的證券。殖民地證券吸引人的地方，部分來自帶有明確的擔保。此外，《殖民地貸款法》（Colonial Loans Act, 1899）和《殖民地證券法》（Colonial Stock Act, 1900）也賦予殖民地證券與政府發行的永續型債券招牌「統一債券」相同的受託人地位，成為「信託儲蓄銀行」（Trustee Savings Bank, TSB）可以投資的標的。不過，殖民地證券真正的魅力卻在於隱性而不非是顯性的特徵。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在英國殖民地推出一套獨特的機制，很可能也加強了殖民地證券對投資人的吸引力。這些機制超越了葛雷史東主政時「穩健貨幣、平衡預算和自由貿易」三位一體的政策，納入十九世紀末葉開明帝國主義最重要的「公共財」，也就是法治（尤其是英式的產權法）和相對清廉的行政機關。事情其實很簡單，投資人跟殖民地借款人所訂的債務契約，比起跟獨立國家所簽的，可執行性更高。正如凱因斯後來所指出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非洲中部的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僅有區區數千名白人，黑人也不到百萬，卻可以推出跟我們〔英國〕的戰爭貸款條件沒有多大差異的無保證貸款」，投資人可能喜歡「（沒有英國政府保證的）奈及利亞股票〔勝過〕……『倫敦暨西北鐵路』債券。」實施英國法規（例如一八八二年的埃及）實際上就等於是一種「零違約」的保證，投資人唯一必須面對的不確定性，是英國能統治多久。一九一四年之前雖有愛爾蘭、印度等地大相逕庭的民族主義運動興起，但對多數受支配的人而言，政治獨立的前景仍然遙遙無期。這時，連主要殖民地的白人聚落也只被授予有限的政治自治，而距離獲得獨立最為遙遠的，非香港莫屬。

　　一八六五至一九一四年間，英國投資人起碼投資7,400萬英鎊在中國證券上，雖然只占總值40億的海外投資很小比例，但對貧窮的中國而言卻是筆龐大的數目。此舉無疑是向投資人保證，英國自一八五四年起不僅將香港納入殖民統治，更控制著整個中國的海關體系，可以確保中國各港埠所收取的關稅，至少會有一部分撥來支付英國持有的債券利息。不過，即便在聯合王國國旗飄揚、「大班」吃香喝辣的通商口岸夷館區裡，也是危機四伏。不管英國對香港的控制有多嚴密，依舊無法防範中國捲入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以及一九○○年的義和團之亂，終而在一九一一年爆發推翻滿清的革命──這場革命有部分是因中國人普遍不滿外國人主導其經濟所引起。這些政治動亂在在打擊了外國投資人的要害：他們的荷包。這時的情況跟後來的危機（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中國、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大同小異，在香港的外國投資人眼睜睜看著中國債券和股票價值暴跌。早期的全球化進程易受戰爭和革命影響，並非中國特有的現象。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都是如此。(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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