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出版

《留住一切親愛的》

Hold Everything Dear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2009.05.07出版

無法用傳統體裁定性的動人之作，約翰‧伯格動人的敘述方式，

彷彿一種對應的文體形式，

《留住一切親愛的》堪稱當代最新的《戀人絮語》之典範。

繼《觀看的方式》、《另類的出口》、《另一種影像敘事》、《我們在此相遇》後，

英國最具影響力的藝術批評家、美學理論大師──約翰‧伯格，

用最感性的文字，告訴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最迫切的四種聲音：生存、反抗、欲望、愛。

《留住一切親愛的》試閱

 節選自<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部份段落

週五。

　　納欣，我正在哀悼，我想與你分享這份哀悼，一如你和我們分享了如此眾多的希望，與如此眾多的悲傷。

　　　　　　電報來自深夜

　　　　　　　　只三字：

　　　　　　「他死了。」

　　我正在哀悼我的朋友璜•孟尼諾斯（Juan Muñoz）*，一位精采的藝術家，他做雕刻和裝置，昨天，他在西班牙的一處海灘上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有件事我很迷惑，我想問你。自然死亡不同於犧牲，不同於被殺或飢餓而死，自然死亡首先帶來的是震驚（除非死者已經臥病多時），然後是巨大無邊的失落感，尤其是死者還那麼年輕……

　　　　白晝破曉而來

　　　　但我的房內

　　　　籠罩著長夜。

　　接著，是苦痛，訴說著自身永無止境的苦痛。然而，偷偷伴隨著苦痛而來的，還有另一種接近玩笑的東西，但不是玩笑。（璜生前是個很會開玩笑的人。）一種讓人產生幻覺的東西，有點像是魔術師耍了把戲之後捏著手帕的姿勢，一種輕盈，和你的感受截然相反的東西。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這樣的輕盈是一種輕薄，或一項新的指引？

　　在我向你提出這問題的五分鐘後，我收到兒子伊夫（Yves）的傳真，他剛為璜寫下這幾行詩句：

　　　　你的出現永遠

　　　　　  伴隨笑聲

　　　　和新把戲

　　　　你的消失永遠

　　　　    留下雙手

　　　　在我們牌桌

　　　　你的消失

　　　　　　留下你的牌

　　　　在我們手中

　　　　你將再次出現

　　　　　　伴隨新的笑聲

　　　　而那將是個把戲

週六。

　　我不確定，我是否看過納欣•希克美（Nazim Hikmet）*。我想發誓我看過，但我找不到相關證據。我相信是在倫敦，1954年。那是他離開監獄的第四年，九年後，他與世長辭。他是在紅獅廣場（Red Lion Square）的一次政治聚會上發表演說。他說了一些話，然後唸了幾首詩。有些是英文，有些是土耳其文。他的聲音雄渾、冷靜，非常個人，極度音樂。但那聲音不像發自他的喉嚨——或說，不似當下從他的喉嚨裡發出。那聲音聽起來，彷彿在他胸膛裡有部收音機，他用輕微顫抖的大手開啟、關閉。我實在描述得很糟，他的風采和他的摯誠，是那樣明顯耀眼。在他的一首長詩中，他描述了1940年代早期，在土耳其，有六個人從收音機裡聆聽蕭士塔高維奇（Shostakovich）的交響樂。其中有三個人和他一樣，正在坐牢。那是現場廣播；那首交響樂正在同一時刻的莫斯科演奏著，幾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在紅獅廣場上聽他朗讀詩作，我有種感覺，彷彿從他嘴裡說出的那些字詞，也是從遙遠世界的另一頭傳來的。並非它們難以理解（它們不難理解），也不是模糊不清或乏味無聊（它們非常耐聽），而是由於，訴說它們，是為了戰勝距離，是為了超越無盡的分隔。在他的所有詩作中，此地（here）永遠是他方。

　　　　布拉格的一輛運貨車——

　　　　　　　　　　一輛單馬車

　　　　　　穿過古老的猶太墓園。

　　　　運貨車上滿載了對另一城市的思念，

　　　　　　　　　　而我是那駕駛。　

　　即便他還沒起身演講，只是靜靜坐在演講台上，你都可以看出他是個非常高大、巍峨的男子。「藍眼之樹」（the tree with blue eyes）這個外號，並非沒有來由。等他真的站起身子，你感覺他除了高大之外，還非常輕盈，輕盈到彷彿風一吹，他就會隨之飄遠。

　　也許我真的從未見過他，因為那似乎不太可能，在一場由國際和平運動所主辦的倫敦集會上，希克美不可能讓他們用好幾根大索綁在演講台上，好把他留在地面，不飄到空中。然而，我的記憶是如此鮮明。那是一場戶外集會，在他唸出那些字詞之後，字詞們冉冉升入天際，而他的身體也跟隨著他所寫下的字詞向上飄飛，在紅獅廣場上越飄越高，越飄越高，飄升到昔日沿著希奧巴德路（Theobald’s Road）行駛的電車的閃亮火花之上，那條電車在三四年前停駛了。

　　　　你是安納托利亞的

　　　　　　  一座山村，

　　　　你是我的城市，

　　　　　　　最美麗也最不幸。

　　　　你是一聲求助的哭喊——我說，你是我的故鄉：

　　　　　　  朝你奔去的腳步聲是我的。

　他的詩，如同幾何圓規般，畫著圓，時而親密貼近，時而廣及全球，唯一不變的是，圓規的尖端總是插定在囚室裡。

週五早晨。

　　有一次，我在馬德里的一家飯店等待璜•孟尼諾斯，他一如我的預期，遲到了，因為，當他於夜晚像個技工般躺在汽車下方努力工作時，他總會忘了時間。等他終於出現，我取笑他老躺在汽車下面。稍後，他寄了一紙玩笑傳真給我，我想把它抄給你，納欣。我不知道為什麼。或許我也不必弄清為什麼，或許那不關我的事。我只是在兩個死者之間扮演郵差的角色。

　　「我想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個西班牙修車工（只修汽車，不修摩托車），大部分的時間都躺在引擎下面看著它！不過，這才是重點，我偶爾也做做藝術。我不是個藝術家。不是。不過，我想放棄這種愚蠢的工作，不想在油膩膩的引擎底下爬來爬去，我想變成藝術界的凱斯•理察斯（Keith Richard）。不知道這種人是不是可以像牧師那樣，只要工作半小時，而且還有酒可以喝。

　　「我寫信給你，是因為有兩個朋友（一個在波多[Porto]，一個在鹿特丹）想邀請你和我去男孩汽車博物館（Boyman’s Car Museum）*的地下室，和波多舊城裡的另一個地窖（但願有很多烈酒）。

　　「他們還提到一些風景什麼的，我聽不懂。風景！我想大概就是開著車四處看之類的，或是四處看看四處開開……

　　「抱歉，先生，又一個顧客走進來了。哇！是輛凱旋噴火車耶！！」

　　我聽到璜的笑聲，在他的工作室裡回盪，那裡只有他一人，和他那些沉默雕像。

週五傍晚。

　　有時，對我而言，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許多詩作，包括男詩人與女詩人所寫下的，似乎是有史以來最友愛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這也和政治口號毫無關聯。這適用於里爾克（Rilke），他是反政治的；也適用於波赫士（Borges），他是個反動派；還有希克美這位終身共產黨員。我們的世紀，是個史無前例的大屠殺時代，然而它所想像的（有時也為之奮鬥的）未來，卻是以友愛為號召。在此之前，幾乎沒人提出過這樣的號召。

　　　　這些人，迪諾

　　　　握著碎布火把的人

　　　　他們要去哪裡

　　　　在這陰鬱的黑暗中，迪諾？

　　　　你，還有我

　　　　我們加入他們，迪諾。

　　　　迪諾，我們也

　　　　瞥見了藍天。

週六。

　　或許，納欣，這次我也沒看到你。不過，我願發誓，我真的有看到。你就坐在外廊小桌的另一邊，看著我。你曾注意到嗎？頭顱的外形常常透露出頭顱內部習慣的思考模式。

　　有些頭顱無情地暗示出計算的速度。有些顯示它決意追求舊思想。最近，有很多頭顱洩漏了它們無法理解這一連串的失落。你的頭顱，它的大小和你那雙神經質的藍眼睛，告訴我，在它裡面，同時並存著許多世界，一個世界包含著另一個世界，每個都有不同的天空；它不嚇人，它很平靜，但總是塞得太滿。

　　我想問你，你怎麼看我們今天生存的這個時代。你相信正在歷史上發生的那些事情，或你認為應該發生的那些事情，最後，大多都成了泡影。你所想像的那種社會主義，如今已無處立足。企業資本主義所向披靡——但挑戰者越來越多——世貿雙子大樓則灰飛湮滅。這個過度擁擠的世界一天窮過一天。今日的藍天在哪裡呢？你和迪諾曾經看到的藍天。

　　是的，那些希望，你回答說，在破布裡，然而，這真的改變了什麼嗎？正義依然是一個祈禱詞，就像瑞基•馬利（Ziggy Marley）在你這個時代所唱的那樣。所有的歷史，都是在講述希望如何持續，如何失落，如何重燃。而伴隨著新希望而來的，是新的理論。但是，對這個過度擁擠的世界，對那些除了偶爾的勇氣和愛之外幾乎一無所有的人們，希望是以不同的方式運作。對他們而言，希望是某種咬在牙齒上、放在嘴巴裡的東西。別忘了這點。做個看清現實的人。嘴裡掛著希望可以帶來力量，讓你在疲累不堪的時候繼續走下去；可以帶來力量，當你必須選擇不在錯誤的時刻大叫；最重要的是，可以帶來力量，讓你不致嚎啕大哭。嘴裡掛著希望的人，是受人尊敬的兄弟姊妹。那些在現實世界裡不帶一絲希望的人，注定要孤獨一身。他們所能貢獻的，充其量，也只是憐憫罷了。而那些掛在嘴上的希望無論是活力充沛也好，破爛不堪也罷，都沒差別，都能伴著你熬過無數夜晚，想像新的一天。你有咖啡嗎？

　　我去煮。

　　我離開外廊。當我從廚房帶著兩杯土耳其咖啡回來時，你已經走了。小桌上，就在黏著透明膠帶的位置旁邊，有一本翻開的書，翻開的那一頁，是你在1962年所寫的一首詩：　　

　　　　如果我是懸鈴木，我將棲息在它的葉蔭之下

　　　　如果我是書

　　　　我想在無眠之夜津津閱讀

　　　　我不願成為鉛筆，即便夾在我的指間

　　　　如果我是門

　　　　我將為良善開啟為邪惡緊閉

　　　　如果我是窗一扇敞開無簾的窗

　　　　我願把城市帶進屋裡

　　　　如果我是文字

　　　　我要召喚美麗公義真理

　　　　如果我是話語

　　　　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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